西北地区军政人员的贩毒
抗战胜利后，统治青海的马步芳打着“以毒养军”的旗号，将大批烟土运往宁夏、绥远、包头销售或通过当地军阀再转运到天津、北平出售。1946年，马步芳派人将省会警察局陆续查获和搜缴的大批烟土运往甘肃临夏、兰州、河西等地，交驻军贩卖，获取暴利。1948年，他又派亲信陕某，用大木箱子装满里面塞满烟土的皮鞋，手持“青海省政府护照”，以“军用皮鞋”的名义运往新疆销售。不料在途经兰州时被当地侦稽处开箱检验查出。押送员陕某见苗头不对，扔下装有毒品的皮鞋一逃了之。然而甘肃省政府扣下毒品后也不愿将事闹大，只是宣称“烟贩已逃，无从查究”就算完事了。[50]
在西北地区，实施禁烟的执法人员接受贿赂，纵放烟犯或知法犯法，自己从事贩烟的事情也屡有发生。1947年以后，甘肃文县物价飞涨，法币几成废纸，在市面上取代法币流通的是大烟。当时负责禁政的、审判烟案的、抓捕看管烟犯的均在贩烟，搞得全县烟雾弥漫，万人受害。[51]在新疆，国民党骑五军官兵公开贩毒，又保护烟贩。主管缉毒事务的迪化市警察局长刘汉东再三关照他的部下，查禁烟贩时如牵扯到骑五军时，不许过问。[52]
1946年9月，武都自卫队班长桑春华等人在靡沟梁查获烟匪，缴获128两烟土后私吞。案发后，桑春华等4人被判处死刑，士兵蒲生华等15人被判各12年徒刑。1947年，文县自卫队分队长张怀晋，在固水乡缉查烟贩时收受贿赂，纵放烟犯赴南坪换烟货物，结果被判处无期徒刑。同年9月西固自卫队副队长刘宗义，在立节乡大峪沟接受烟犯贿赂，查出后被判处3年半徒刑。[53]
当然，缉毒人员奉公守法、照章办事而遭到打击报复的情况也是有的。1948年冬，国民党骑五军十三团军官在运输货物的汽车中藏有大批烟土，汽车行驶至三台骆驼脖子时被三台警察所截获。案发次日十三团竟派人将警察所警士王国栋等3人押往奇台师部严刑拷打，追查截车查烟的负责人。警察所班长王智成听到消息后，为了保性命只好偷偷离职回关内老家去了。[54]
西北地区的烟毒泛滥还与地方当局的纵容有关。1949年6月，绥远归绥市府奉市府命，以鸦片换购军布，但商民领到鸦片后因政府禁令俱在不敢公开销售换钱，致使军布无法及时购齐。归绥市长高映明特致电董其武，要求“准予试行公开买卖……务使此项特货在此期内全部销尽，以免商民损失而利购布”。高映明自知理亏，但仍自我辩解说，“此于法固属未合，但时势所趋，亦一时权宜之策”[55]，实际上是为了挽救国民党的败局而不顾一切，让吸食这批烟毒的人们充当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西南地区军政人员的贩毒
西南地区是中国大陆解放最晚的地区，该地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众多的社会问题包括贩毒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国民党当权者在该地区行将解放的情况下，出于自己的私利，运毒贩毒，对人民进行最后的搜刮。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改组了云南省政府，卢汉任省主席。卢汉主政时期一面声称坚决禁烟，强行铲烟；一面继续销售前任省主席龙云下台时留下的几千箱公烟，还用烟坯子制造吗啡，卖给上海帮或四川帮烟贩。1947年冬，卢汉路过上海时托人委托马超群为他处理一批烟土。1948年初，马超群回云南后仅用了两天工夫就为卢汉卖掉了100箱烟土。唐继尧时留下的4000多两吗啡也是由马超群经手卖给香港的。从1947年至1949年间，具体为卢汉运输毒品的是警备司令部缉查处科长陈笃生。陈每次使用警备司令部的公函押解公务到重庆，每次运烟不下5万—10万两。烟土运到重庆后放在飞机场特务团长艾少珩家中，再由四川警备部高参彭忠亮等人进行走私。马超群卖烟给彭忠亮等人时一般要赊一半账，彭忠亮等在四川脱手后再陆续兑回给马超群，最后由马将应分给卢汉的钱存入兴文银行卢汉的户头上。[56]
上行下效，在云南的其他军政官员也相继贩毒。1946年7月，中央银行云南保山下关分行的经理动用银行专用的运钞车，由保卫营士兵押运，将大批的烟土从保山运到下关销售，在下关被查获。[57]1947—1949年底，国民党空军航空站站长郭怀安勾结特务和航空人员，利用飞机从昆明贩运7万多两鸦片到重庆、广州等地销售，牟取暴利。[58]
在国民党桂系直接控制的广西，官场人物贩卖毒品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没相当权力的人是没有资格干这种生意的”，“任何一个到达广西的人，第一个感觉就是毒贩和贪官是二位一体”。[59]1947年8月，广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公署额外副司令毛某某伙同原广州行辕情报组长柯某某，与一个私运鸦片烟集团订了合约，由百色包运17800余两鸦片至南宁。同年夏，有某巨公租用某商号17·0017牌照商车，车上放置一个大汽油桶，桶内有5个装满鸦片的篮球胆，由南宁开赴某地。7月中旬，有关部门在17·0402号牌照军车内的一个公文箱中查获鸦片60余万两，该军车的起点终点为由南宁到柳州。8月初，又有一南宁官员，勾结奸商，用电船装载鸦片烟1万余两，准备由百色运经钦州、廉州，再运抵广州。1949年，桂林绥靖公署一次就从外地运进烟土四五百担，配售给烟民和毒贩。[60]
广西省政府为了解决饷源，于1947年起默许大种鸦片。省府考虑到大毒贩杨登鹏的恶势力，将其由百色专署咨议升为参议。此时已拥有一支五六百人武装的杨登鹏实际控制了西隆县的南部，利用征收烟税的机会大发横财。1948年末，广西省政府通过田西县县长覃超邀杨到他那里任民团副司令，但杨对此并不感兴趣，仅作敷衍，很少到职。他的主要精力放在长发、克长地方烟土的黑生意上。此人在解放初期还被国民党任命为新编十六军第四十八师副师长，负隅顽抗。[61]
1947年，贵州省保安团长杨汉初亲自出马，动用车辆、部队，为鸦片商包运从兴义到贵阳的鸦片，每次提取鸦片总数的8%—10%，作为其包运费，折合黄金250两左右。[62]1948年，麻江县警察局长等人多次私贩大烟，累计共3000余两，案发后逃之夭夭。[63]1949年5月，任贵州省主席一年的谷正伦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贵州，在制定反革命应变计划时，冒天下之大不韪，开放烟禁，以图为保安团等地方反共武装广辟财源、筹措军饷。为此谷正伦设立了特税稽征处，每百两大烟征收10块银元的过境税，还派与桂系关系较深的前军长沈久成去广西，与桂系协商解决黔土经广西销往外省的问题。在征得桂系的同意后，特税稽征处处长万席如向柳州运去了12.5万两的烟土。[64]
川军的不少高级军官如陈兰亭等人都卷入了毒品贩卖的行列之中。1946年，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刘开谱和西昌行辕政治部主任张敦品等乘坐由西昌飞往重庆的飞机，在重庆海棠溪失事遇难。不过人们在清理飞机上的遗物时发现了鸦片两包，一包约重300余两，另一包约重100余两。[65]究竟谁是贩毒者，恐怕只有已故的那班人知道了。1947年初，宁属保安司令唐福珠武装押运一批烟土出境，被西昌警备司令部派出的宪特查获，唐仓皇逃离西昌。事后查明，这批烟土是西康省财政厅长、宁属屯委会代主委李万华等人所有，李也因此被迫离职。另外，西昌团管区司令任念觉也因武装贩烟时打死了在泸沽拦截的行辕特务营营长江煜章而被撤职罢官。[66]1949年，万县警察局长谭佩庚发现驻当地的川鄂绥靖公署的官员们在大批贩毒，于是擅自将警察局内历年积存没收来的鸦片、吗啡秘密卖给烟贩，所得款项部分用来改善警察的伙食，部分与部下私分。案发后，暗中把持鸦片贩运权的川鄂绥靖公署判处谭佩庚死刑。谭在临刑前愤愤不平地说，这是“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黑暗社会”。[67]在省会成都，一些警察特务也知法犯法，照样贩毒。成都警备司令部督察处谍查组长潘仙涣等人秘密设厂制造吗啡，由潘的女婿经手销售。督察处督察主任蒋浩澄更是在成都利用哥老会组织贩毒贩枪，无所不为。另一个稽查处特务、成都袍哥群益社第三支社执事魏诚则利用帮会渠道在遂宁、南充等地专做大烟生意。缉私处组长、群益社第四支社副社长曹香全也根本不顾及自己的身份和职责，私开烟灯，出售鸦片。
其他地区的贩毒
日本投降后，原先依仗日本势力贩毒的毒贩们并没有停止他们的罪恶勾当。
南京号称“四大金刚”之一的王春芳，抗战前就大肆贩毒，抗战后又与他人合伙制造鸦片200余件，每件重19.5两。王平均每年贩毒万余两。[68]
在日伪时期就开始做制毒贩毒生意的山西宁武人丁大勇在抗战胜利后投奔了省特警处中将处长梁化之，担任太原特种工作队组长，侦查中共的地下活动。1946年，丁大勇在他太原南华门私宅购置机器制造毒品，然后利用特务势力组成庞大的贩毒网，在太原及晋中各地销售他自产的松竹梅牌毒品。丁大勇还利用其姘妇张景元之妻的广泛的社会关系，为其推销毒品。同年9月，太原警方出动便衣和武装警察数十人查抄了丁宅。然而就在这时，丁大勇被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官用自行车送到丁的姐丈家，再由其姐丈用小卧车送出太原城外躲避。丁先是住在汾阳阎锡山部队司令部内，不久又转住北平石缸胡同二号。太原官方在丁大勇逃走后仅将此案的从犯丁良臣、钱树声处以十年徒刑了事，并且不久又以各种借口将丁、钱两人保外释放。[69]丁大勇之所以获得庇护，其原因在于其祖父丁时斋曾当过阎锡山督军府的副官长，阎爱屋及乌，才对丁大勇关爱有加，网开一面的。
原日伪山西省凌川县和解县警察局长丹青在抗战胜利后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杨振邦部的游击第三支队参议。此人从1948年起，潜入陕西西安，以开设牛奶场为掩护，在西安、北平、上海、洛阳、开封、兰州、武汉等地贩毒。[70]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军的主力开往前线与解放军交战，后方兵力空虚，致使一些地方的土匪势力抬头。而土匪势力的兴盛又与贩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46年，被官方收编的原土匪武装陈南亭奉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之命，在湖南龙山县清剿瞿伯阶绿林武装。在此期间陈、瞿两部配合默契、心照不宣，瞿部用大烟换取陈部的枪支，双方各得其所。[71]瞿伯阶后来也被官方收抚，驻扎在宜都，但与湖北的一些不法烟贩串通一气，贩运烟毒、危害百姓。1948年，湖北宣恩县沙道沟一批烟商贩运的一批烟土和8斤吗啡被宜都警察局查获，但他们并不慌张，在讲清是“为瞿部送货”后，把大烟、吗啡一一放在几张大桌上听任警方查验，自己却在一边摆酒猜拳，旁若无人，警方对此毫无办法，为了不招惹瞿部，只能放行。[72]龙山县的另一匪首师兴周是1933年形成的以刘永祥为首的贩毒集团的黑后台。该集团在师某的支持下，以“友联”、“力和”布号为掩护，暗中制贩毒品。1937年一年就贩运鸦片12万两，1947—1949年年均贩运鸦片万余两。永顺的姜万盛从1947年起开始勾结当地匪首向克武、龙山县匪首向心国、大庸县警察所长龙国清，组织30人的武装，在龙山靛房至大庸沿线设立据点，分段押运毒品至常德、汉口等地销售。[73]
广东的潮汕、兴梅地区是华南重要的毒品集散地。在这里的毒品通过国内渠道运至广州、厦门、江西、汉口、上海、云南、贵州；境外则远及香港、澳门、越南、泰国、新加坡。在潮汕、兴梅两个专区共有大贩毒集团60多个、股东近千人。梅县的“张光帮”有股东47人，下设10个包运帮，运毒到兴宁，再由当地官兵护送到外地。丰顺县的一个贩毒公司，勾结宪兵、军队，每次从云南运烟土到汤坑，数量都在1万两以上，均有宪兵和部队武装护送。五华县的“昆明帮”拥有汽车7辆，运贩毒品，且有军警武装押运，每次都在2万两以上。[74]不言而喻，这些宪兵、军人、警察是绝对不会白干的，护运费或包运费是不会少拿的。因此他们实际上是不法毒贩非法暴利的分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