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鑫公司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上海地区开办的又一个大型的专业贩毒公司。它与聚丰贸易公司最大的区别在于后台老板不同,前者以法租界当局为后台,后者以皖系军阀集团为后台。

在该公司开张之前,法租界的烟土生意是范回春唱主角。范回春原先在上海南市城隍庙开象牙铺,1914年至1918年间,在法租界巡捕房翻译王佐才和曹振声的蓄意包庇下大力开展营运鸦片烟的业务,积了一笔巨资。范后来经营远东跑马厅、大千世界等规模不小的娱乐场所靠的就是这笔赃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租界巡捕房首脑换人,范回春也随之被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大亨所替代。[95]

黄金荣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收烟贩谭步青、陈绍康等人为徒,收取贩烟黑钱。但三大亨加上谭、陈等人贩毒每至苏州地区,辄被苏州镇守使朱熙所部查获,有时连同烟贩一并扣留处罚,勒索巨款。于是黄金荣请南通镇守使、青帮大字辈张仁奎出面通融。在张示意下,黄金荣将住在江苏淮阴小桥镇的青帮大字辈高士奎接到上海家中供养,然后由他出面与朱熙接洽,让朱熙加入干股一份。后来黄金荣等人的毒品经过朱的防地时由朱派兵护送,从此便相安无事。[96]

三鑫公司成立于1918年冬,得名取自黄金荣、杜月笙(杜镛)、金廷荪三人名字中均有一个金字。总部设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惟祥里,平时除有本公司保镖守卫外还有法租界派出的安南巡捕保卫。[97]发起人黄金荣因有法租界巡捕房的公职在身,不便公开出面而退居幕后操纵。杜月笙任公司总经理,金廷荪和张啸林为副经理。

黄金荣发起三鑫公司的目的是在法租界当局的认可下在法租界实行烟土公卖。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保护中外鸦片商人,并收取保护费(一般为鸦片总价值的10%)。土商们交过保护费后其鸦片如果发生种种意外,概由三鑫公司负责照价赔偿。土商们通过海运、河运输入上海的洋烟与土烟一律由公司职员前往有关码头提取,然后由公司汽车队运送至法租界杜美路(今东湖路)大型鸦片仓库内,沿线有安南巡捕武装押运,万无一失。在这些鸦片烟土上不仅有三鑫公司盖的条戳,还有法捕房加盖的戳记。这样鸦片买卖逐渐在法租界公开化了。

法租界当局自然是不会无偿为三鑫公司提供警力支援的,它是在收受了公司的大量贿赂之后才这样干的。根据1925年5月下旬公司与法租界当局签订的合同,公司愿意向捕房代表一次总付14万元,然后在整个买卖期间每月预付烟税8万元,此外还要向所谓的“欧洲委员会”缴纳进库鸦片每箱250元,法租界内每家鸦片零售店每月缴500元。[98]相应地,公司即可在法租界内开设20家鸦片零售店和一家土栈,可以垄断法租界内的鸦片交易。凡法租界内销售的烟土必须贴上公司出售的特制印花,违者不准出售;公司雇佣的检查员可以到法租界内各烟馆检查有否烟枪执照,点验烟枪数目是否属实,并代租界当局收取烟枪执照费,若发现问题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对于不属于三鑫公司的土商,法租界巡捕房予以逮捕和起诉。

三鑫公司向各土行、烟馆收取鸦片保险费的标准为每月每家5万元,此外公司还直接经营鸦片买卖,年盈利约5600万元。公司的巨额收入是按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分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当然是大三股,他们每年所得都有上百万元。金廷荪、沈杏山、顾嘉棠、叶焯山、芮庆荣、徐采丞等为中六股,黄金荣、杜月笙的几个大徒弟算是小八股。[99]三鑫公司的贩毒活动后来引起了舆论的注意。1923年4月14日,《时报》发表报道称,上海包运鸦片者有“某长官及租界内之张(啸林)、戴(老二)、谢(葆生)、杜(月笙)、沈(杏山)、季(云卿)、郭、郑并诨名‘松江老大’等多人”,烟土进口,常用“兵轮装运”。据苏智良、陈丽菲的研究,其中郭、郑当指已转移到法租界贩土的潮州帮土商。[100]

三鑫公司为了收买人心,也为了便于指使帮会流氓减少内讧,对上海青帮大字辈人物张仁奎、高士奎、曹幼珊、刘登阶、梁绍棠、步章五、程孝周、樊瑾丞、阮慕白、李琴堂、荣华亭、袁克文、张蔚斋、李春利、周荩臣、吴省三等人,每人每月奉送大洋300元,美其名曰孝敬。[101]

由于三鑫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上海的鸦片生意,特别在法租界菜市街西旁的弄堂内烟馆林立,通宵营业,成了不夜之城,因此争相抢夺上海地方鸦片利益的各派军阀都在谋求与三鑫公司的合作。反过来公司要把毒品扩散到法租界之外的地区,也必须和实际控制那些地区的军阀势力联手。1924年之前的某一天,法租界捕房“二道头”戴萨克,翻译曹炳泉带了一批高级包探到嘉兴时,受到了三鑫公司事先精心安排好的热烈欢迎,驻防嘉兴的司令陈团长率部下百余人在码头迎候,并请戴萨克检阅仪仗队。三鑫公司此举的目的不外是为了今后鸦片烟土贩运的方便。[102]1924年下半年,戴萨克因过于铺张招摇,被法国总领事韦礼德解职赶回法国。三鑫公司失去了这一保护伞后利用原云南省交涉使张翼枢去打通总领事韦礼德的关节,未果。韦礼德的后任那齐也不好说话,于是三鑫公司派张翼枢前往法国巴黎,花钱运动法国外交部,调来了新领事甘格霖。甘格霖到上海不久,三鑫公司的鸦片生意又重新红火起来了。[103]

1925年1月,奉军张宗昌部在第二次江浙战争中进驻上海,张宗昌抵沪后经其青帮师父李徵五介绍结识了黄金荣、杜月笙等三鑫公司的要人。黄金荣、杜月笙向张宗昌提议,以贩毒来筹划经济来源弥补军饷,很快得到张的同意。具体方案是张宗昌派军队保护毒品进口,而烟商则预付酬金300万元。张宗昌部撤出上海后,特命李奎元为奉军第一军驻沪办公处处长,专门负责与毒贩洽商护运筹款事宜,并留下旅长王栋负责毒品进口后的卸运安全。[104]1925年10月,孙传芳击败奉军残部控制上海后,亦委任三鑫公司的要人杜月笙和张啸林为高参,并很快与该公司达成协议;孙传芳派军队负责保护公司的鸦片安全通过华界,帮助公司取缔严重危及公司利益的对手,公司则每年报答孙传芳1500万元。[105]

1926年,法租界当局在中华国民拒毒会的强大压力下,在法租界内进行了一次象征性的搜查,不料却给三鑫公司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巨大商机。当时一些鸦片零售商惶恐不安,公司马上抓住这种心态,决定将经营的重点从保运转移到保销上来。据报载:“本埠烟土贩卖,自法租界当局接受拒毒会之报告举行一次搜查后,目下暗中有军舰为之保护,不受海关检查。各土行近日门市亦甚佳,大者每日千余元;小者亦至少六七十元……各土贩设有两种公司,一为保运公司,以运动当局,保护烟土往来,不遇任何危险为专责;一为保销公司,以运动允准暗中贩卖烟土为专责,以杜某为之长,收入甚丰……若保险之土行,事先未获得报告而突遭搜查者,则所受之损失,由杜某立即赔偿之。各土贩等暗中有此保护,遂有恃无恐。”[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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