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禁毒时存在的问题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禁毒虽然不无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1)禁毒机构不纯,禁毒不力;(2)吏治腐败,猫鼠共眠;(3)各地步调不一,有的地方甚至私自开禁;(4)最高领导人心无定见,出尔反尔。

众所周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反共事变时得到过三鑫公司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帮会流氓的大力支持。蒋介石上台后,为了酬劳这些人有意在各级禁烟机构中进行安插。张啸林最早被财政部委任为江浙两省禁烟药品专卖处处长,杜月笙后来成了全国禁烟委员、上海市禁烟委员会常务委员。从1927年8月—1936年6月,杜月笙一再在电台上作禁烟播音,同时又在《禁烟专刊》等媒体上接连发表“扑灭烟毒”的“名人论著”,装模作样地摆出响应政府号召,努力完成禁烟使命的架势。设在上海的江苏禁烟局局长曾镛指使其子曾宪琼拜杜月笙为干爹,局内金廷荪、顾嘉棠、汪少丞、马祥生分任财务、运输、印花、查缉处处长,芮庆棠任护缉队队长。该局“完全为流氓地痞所把持,舞弊营私,不但无补国库丝毫,并且使烟痞放肆”。[29]江苏各县的禁烟分局几乎掌握在杜月笙的青帮徒众手中,如高鑫宝承包了金山县禁烟分局的业务,谢葆生则是上海县禁烟分局的副局长。[30]若想指望这批贩毒老手来实施禁烟,简直就是与虎谋皮。

在此期间,杜月笙除了与国民政府勾结继续三鑫公司的贩毒生意外(详后),又在上海、四川、广东等地设厂自行提炼制造吗啡、海洛因、可卡因等毒品,还有红、白、蓝各丸及金丹等,牌号有“老人头”“双龙”“单龙加记”“双凤”“单凤”“A牌”等,“而且时移其牌号”。这些毒品的大致行销范围是:“北自铁岭及直鲁豫各省行销种类毒丸,陕甘行销金丹,浙皖赣行销粉红丸,江浙闽行销桃红丸,粤则行销苹果色丸。”报效政府的途径有二,“一种按工厂每月所制毒品之多寡而定,直接由工厂缴纳……一种由公司内土贩首领杜月笙每月分配报效费,送缴包庇者”。[31]一面禁毒一面又在贩毒,一身而二任。靠这样的“两面人”来禁毒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就有了禁烟局买烟的咄咄怪事。1928年5月,上(海)宝(山)禁烟经理局成记公司向土耳其购买烟土50箱,由政府发给护照直运上海。[32]

1935年,军事委员会禁烟督察处成立后,上海鸦片巨商郑氏的后代郑寿芝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安排,就任上海禁烟督察处处长。他一到任就把一帮潮州烟商拉进该处。该处下设的12家采办商大多由原来法租界12家潮州土行老板负责。因此当时就有人指责上海禁烟督察处“是一个刻毒老辣的鸦片烟商大集团”。[33]

在日常的禁毒工作中总是有些在政治上有相当势力的特殊人物逍遥法外,一般官员还真拿他们没有办法。如江苏无锡的余兴公司,其后台老板据说是杜月笙。该公司就在无锡毒品查缉所隔壁公开出售烟土达半年之久。当地法院请来宪兵会同法警一道前往缉拿,在16只木箱中查出烟土720斤,价值2万余元,并把10名职员带到法院查办。不料两天后从镇江开来炮艇一艘,满载百余名水警,泊于无锡西门桥下,炮口对准法院,胁迫法院将全部人证解到镇江由省水上公安队讯办。这一要求遭到法院方面拒绝后,双方相持不下,严阵以待,最后经县长和地方人士极力调解,法院方面只能交人,首席检察官周尔恺因此去职。[34]

另一方面,吏治的腐败也使禁烟难以全面彻底的实施。1928年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长江要塞司令王柏龄以司令部名义发布告示,令镇江和江阴的烟土贩子据实登记存土,然后按图索骥,将烟土查抄没收。土贩钱淦卿通过青帮大字辈、扬州商会会长王敬亭和青帮大字辈朱炳元向王柏龄求情,结果王笑纳了钱报效的8000元后单独秘密发还了钱被没收的8000两烟土,价值1.6万余元。[35]1929年7月,英商怡和公司“公和”轮私运大批烟土,经九江关时,行贿工作人员得以放行。1930年,南京下关各轮船局码头军警、稽查及下关沿江一带水上公安队擅自对私运的烟土收取保险费,然后纵容放行。[36]对此禁烟委员会承认,“长江航行各轮,几无不私带烟土,并随时随地得以设法装卸……故由水陆公安人员不甚可靠,而检查队更属因循。其尤者军警公然发生抢土风潮”。[37]

在地方上实际控制着某块地盘的军阀政要出于一己的自利,对执行中央的禁毒法令很不情愿,很不得力。有的能拖则拖,尽量拖延;有的与中央讨价还价,要求特殊政策;有的甚至擅自开禁,公然破坏禁毒工作。人们可以看到,各地执行禁毒令的起始时间是不一样的,而且有人在政存、人走政亡的趋势。1935年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为名派中央军大举入黔,委任吴忠信为省主席。但吴提出,要把归中央的禁烟收入划归贵州,否则辞职不干。吴曾在赴南京开会时当面向蒋介石痛哭陈词,没有禁烟收入决不回黔。蒋介石在吴的要挟下只能同意让黔省财政厅暂时接办。[38]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中国现役军人领袖组成的华北筹饷委员会擅自决定实行北方鸦片官卖制,为冀察晋绥四省驻军筹集军饷。设在天津的北方公司实为河北省官卖总机关,每月烟款收入约100万元。北方公司“最初本拟公开贩卖,因恐清议不容,刻下仅半开门的官卖,发售销毁证……人民贩运鸦片,须赴该公司购贴销毁证,便可通行无阻。警察宪兵见之,不但不阻拦,且加保护……此项官卖实行后,热河土遂畅销于平津一带”。[39]

蒋介石作为全国禁烟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对禁烟问题心无定见,往往在一些特定的时段留出一些“特区”来。例如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为笼络上海帮会流氓,决定闽、粤、皖照旧商办,“独苏、浙两省,以销数最大,特划出归商承办”。结果张啸林发起的信远公司以每月上交58万元的代价夺得了商办承办权。同年10月初,张因财政部核准“将浙江省的专卖权划归中兴公司分办”后,愤然与信远公司脱离关系。11月,改组后的财政部见中兴、信远实际上都不可能垄断毒品的专卖,这才勒令它们双双停业。[40]再如1935年,蒋介石到贵州时以委员长的身份面谕省主席王家烈:禁烟“应遵照行营新颁布之条例认真办理”。他又在各界欢迎会上致词强调:“第一,务须除戒鸦片烟,如此点不解决,则各事均谈不到……第二,须明瞭贵州并不穷,如能不种鸦片,改种各种农作物,使生产发达,人民自可丰衣足食。”[41]态度不可谓不明朗,决心不可谓不大。但曾几何时,蒋介石又于1936年3月4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兼禁烟总监的名义以贵州“情形复杂”为由,批准了禁烟督察处提出的同意黔省疏通烟土的计划。计划将年产6万担以上的黔土“销两广约2万担,销两湖约2万担,内销约2万担”;“除两广内销税经由商贩卖外,两湖重税区域黔商无力,多半走私入湖,不如官收官运,以疏导之”;“黔省收货习惯付价可有一月至两月期限,先付半价即可运货出境……姑以两个月售出计算,资金50万元即不准周转,黔省农行可以垫借”。[42]在如此周到细致的安排下,黔土出售自然不成问题。问题是,蒋介石先前在贵阳大声疾吁的禁烟号召也就此烟消云散,不再提及了。

蒋介石还把鸦片买卖作为制服政敌的杀手锏。1936年,广西发生反蒋的“六一”事变后,蒋介石下令贵州省主席吴忠信、云南省主席龙云禁止将两省的鸦片烟土运进广西,致使广西这年的鸦片烟款收入从1000多万元锐减到400多万元。李宗仁、白崇禧最后只得与蒋介石妥协,其中鸦片的因素是不小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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