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或与中央有关的贩毒

三鑫公司

该公司在1927年底与国民政府达成秘密合作走私鸦片共同分享巨额利润的协议:前者从鸦片收益中拿出相当的部分报效政府,而政府则默许前者鸦片走私,并在必要时提供帮助。

为了载运毒品,三鑫公司自备3000吨以上的轮船两艘,业务繁忙时还包洋轮参与运输。这些运毒船只在进口、转驳时都得到过海军和警察方面的保护和协助。1929年5月,三鑫公司派船驶往波斯装载毒品,海军次长陈绍宽为此事“派李世甲与土贩杜月笙、张啸林、林兰圃、张瑞堂、苏嘉善等接洽”。9月,该船装运的1249箱毒品安全抵达上海,然后公司方面按每箱1600元的惯例,向海军方面支付了1998400元的报效费。

1930年5月,三鑫公司一艘外洋运毒船被国际有关组织发现,中华国民拒毒会获悉后要求驻沪署缉队司令部及海军编遣处严加防查。不料陈绍宽于6月21日上午10时“发万万急电与署缉队司令,禁其干涉”。三天后,陈次长还亲临署缉队司令部,“压迫其部下不许过问”。6月25日运毒船驶抵闵行镇柘林村一带海面,次日大批驳船将运毒船上的洋土转驳至日晖港上岸,由杜月笙亲自押运到法租界。三鑫公司“派多数分子携带行凶器具”对至日晖港抗议鸦片起运的拒毒会成员进行威胁恫吓,“声言系中央授意作此生意,现已到了多少毒品,要不要来看看,威逼立刻离开沪埠,否则置尔等于死地”。上海警方对此次起运也大开绿灯,为了掩人耳目,“交通因之断绝者半夜”。同年,三鑫公司又有700箱波斯鸦片在军方的保护下安全运抵上海,仍按惯例支付报效费100多万元。[44]

三鑫公司在长江上走私鸦片一直得到杜月笙老友、镇江要塞司令王柏龄的暗中关照。王柏龄离任后,接任的林显扬不知三鑫公司与政府方面达成的妥协,于1930年在镇江江面查扣了公司由四川驶往上海的3只运毒木船,并上报了军政部。军政部次长陈仪命陆军署副署长项雄霄下文嘉奖要塞部队,并将人赃解部法办。但此文件上报军委会后石沉大海,久无回音。再一查镇江要塞已将3只木船连人带货统统放走了。陈仪事后了解到,三鑫公司杜月笙等人贩运烟土“与蒋介石是有默契的”,而且远远“不止这一次”。[45]

1932年,法国政府撤销了甘格霖驻沪总领事的职务,法租界巡捕房总巡费沃礼也一并撤职。新任驻沪总领事梅礼霭自天津调来后虽有意整顿法租界的行政与警务,无奈三鑫公司包揽法租界贩毒的格局早已形成,且已经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了[46]。因此梅礼霭的整顿很难有所起色。

上海贩土案

1928年11月,招商局江安轮从四川满载烟土驶抵上海。22日凌晨一时许,上海警方发现有大批烟土正在十六铺外滩码头卸轮,当即由第一区巡官李存正率两名巡长、多名巡警前去查办。李存正等人赶到码头时发现现场有卸去牌照的大运货汽车一辆、载客汽车两辆,穿制服的武装士兵20余人,持枪便衣10余人,装运的烟土有大小数百包。李巡官上前查问时,对方有一人持王斌名片称,烟土是我们警备司令部的,你们警察不能干涉。李巡官说,奉有密令缉查,无论何处之烟土,不准通过。话音未落,对方即有一人发令将李巡官和长警8人捕拿上车,关在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队内。随同装车的烟土除卸下20包外,其余由原车运往租界。随后侦查队的人解除了李巡官的武装,将其绑捆鞭殴,其他长警则被痛骂逐出。不久,侦查队侦探陶永昌穿便衣从白云观向方斜路行走时遭到警察的盘查,陶衣服内一大包重90余两的烟土被查出。据陶供称,烟土是奉侦探长之命送往法租界望志路一等侦探王斌家收存的。警方后又查获侦查队队员易良武挟带烟土解送到局。据易交代,被查获的一包烟土是他向稽查索要的。事发之后,上海市公安局向上海市市长强烈要求,“迅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严重交涉,以求彻底解决,拯下僚于水火之中”。11月29日,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定璠上呈国民政府行政院称:“此案竟发生于国际注目之上海,且涉及武装庇运,掳劫官警,情节重大,自应静候彻究。唯报载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迭呈钧院之电,竟诿为在江安轮上缉获烟土……而该部查缉烟土不拘人犯,不究船员,反将奉行职务之官警掳去。经职属公安局长戴石浮于11月5日在属市党政军各机关第十一次联席会议席上提出报告,其时熊司令在座,迄无明白答复,开从来缉捕案件未有之先例。”为此张定璠恳请行政院迅速“派大员彻底查办,并乞严令该部责成将纵走人犯之官兵,先行拘候严讯”。[47]

11月30日,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司法行政部部长魏道明、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王淮琛率查办人员抵沪,分别向公安局、警备司令部侦查队有关人员查询,但拒不对外公布查询结果。根据司法法院院长王宠惠的建议,由上海地方法院审理此案,涉案现役军人由军法处审处,结果均草草收场。

蒋介石对此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事先下达手谕:“此案事关机密,在未有国府指令之前,毋得外泄。”蒋介石后来又下令上海特别市公安局长戴石浮“即令停职来京听候审讯”。本想认真彻查此案的张之江这时只能以“劳累过度,故拟稍事休息”为名,“辞职养疴”去了。[48]事实是蒋系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熊式辉与招商局江安轮上的烟土贩子早有勾结,这次又私运烟土两万两;而属于桂系的市长张定璠、公安局长戴石浮半个月前接到原西北军高级将领、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严饬查拿大批烟土的密函后企图借破获此案打击蒋系的政治声誉。不料蒋介石利用职权死保上海警备司令部,对本无过错的桂系人员横加打击,对此张之江只能以辞职来表示他对蒋介石蓄意包庇鸦片贩子的不满与抗议。戴石浮作为替罪羊被撤职查办,不久获释,熊式辉则始终安然无恙。

其他有关案件

1929年6月,中国驻美国旧金山副领事高瑛指使其妻廖氏在赴美探亲时携带鸦片,图谋暴利。7月5日,廖氏乘坐日本轮船“高丽丸”抵旧金山时,美国方面当场查出了她携带的鸦片11箱共2299罐。高瑛夫妇事发后被美方驱逐出境。高瑛一案经江苏高等法院审理后,判处高瑛有期徒刑6年,罚款6000元;廖氏有期徒刑4年,罚款4000元。美方曾将这一事件拍成新闻电影,又出报纸号外又出《高瑛事件》畅销书,大肆渲染,使中国的名声受到极大的损害。[49]

1929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在汉口设立清理两湖特税处。该处给各土行发放护照,并派兵护送烟土,变私贩为公运,致使两湖烟禁大开。禁烟委员会从1930年1月9日起就一直要求撤销该处,坚决制止上述做法。同年11月,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也提出:“两湖特税处不过为清理积存鸦片而设,货罄即应取消,而现在流弊所及,不特为政府公卖机关,且其中藏垢纳污,秽声四播,实授予贪污者以良好的机会。故为杜绝烟害,澄清吏治起见,宜即取消。”[50]但不知何故,一直拖到1933年,该处才改为隶属于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的汉口督察处。[51]

1932年9月28日,中华国民拒毒会向国民政府呈文,要求严厉查办政府官员的贩毒问题。呈文指出:“最近京汉沪各地迭次破获大宗私运烟土,牵涉官吏朋比之嫌,仰祈钧府责成负责机关彻底依法严惩。”呈文认为:“我国烟禁废弛已极,皆缘不肖官吏贪赃藐法所致。”呈文随手列举了两例官员贩毒案:一是9月下旬国民政府参军处萧科长运土五大箱在南京下关车站被宪兵抄获案;二是前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王伯群的秘书双清夫人乘永年轮夹带价值200万元的烟土在汉口被查获案。[52]两案均经报纸曝光,政府当局不得不将案犯拘押待讯,但就是迟迟不见下文。从此人们可以知道国民政府对于“自己人”贩毒的暧昧态度了。

30年代初,国民党特务机关蓝衣社在上海北郊浏河镇附近开设了一制造吗啡的机关。而孔祥熙、吴铁城、杜月笙则在南市保安队队部里也开设了一家制造吗啡的机关。前者将制毒贩毒所得的一部分利润上交蒋介石,作为蓝衣社的特务经费。1932年,不知底细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人员前往浏河,抄没了这一制毒机关。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闻讯后马上采取补救措施,派人发还抄没的东西。不料自恃后台很硬的蓝衣社不肯罢休,随即采取报复行动,派人冲入南市保安队内将对方的制毒机器和毒品也一道搬走。当时蓝衣社的人并不知道保安队内用以制毒的原料——50余万两烟土是蒋介石在汉口禁烟抄获后发交孔祥熙再转交吴铁城、杜月笙具体负责的。案发后吴铁城只好上报蒋介石。蒋介石随即下令逮捕了肇事者双方温应星和蒋群,温应星被押到南昌行营枪毙,蒋群则被监禁3年。[53]

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的前身是1933年4月1日在汉口成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这是一家以特税即鸦片税为基金而建立起来的银行。1935年,总行迁至南京后改称中国农民银行,以孔祥熙为董事长。农民银行向贵州等地的鸦片商人提供特别押款,“遇到军情紧急,农行的特税不能满足催款数时,或由禁烟督导处召集土行烟馆摊派借垫,然后再在特税项目下扣还;或直接由农行动用各土行烟馆的保证金”。[54]全国所有的特税收入均由农民银行负责收纳,每担烟土抽特税200元,外加附加费10%,每年总计有二三千万元。[55]因此,农民银行当时就被人称为“鸦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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