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了《禁烟条例》，指出“二次革命”以后“国权傍落，各省官僚军阀，遍植罂粟，以为筹饷之资。而北方政府陷于军阀手中，亦复熟视无睹。英人遂乘机借口，大弛烟禁。而广东一省，自滇、桂军入粤，烟害更烈，藏垢纳污之谈话所，无论穷乡僻壤，军队所到，无不应有尽有。政府虽有禁烟总局之设，然恪于形势，不能循名核实。今者政府荡平逆军，与民更始，鸦片毒物自在必禁之列”。[140]《条例》宣布“国民政府决定，自本条例公布施行之日起，限四年内将鸦片烟完全禁绝”。“国民政府所属人民，自本条例公布施行之日起，不得栽种、贩运、制造、贩卖或收藏鸦片烟”。[141]
7月下旬，国民政府发布关于禁烟训令，明确指出：“在四年之内，用专卖之法，收禁绝之效……无论何人，均不得私运私售及有包庇情事。倘敢违犯……决不宽贷。”[142]7月22日，财政部长廖仲恺呈请国民政府任命范其务为禁烟督办，并指出：“禁烟事项关系重大，种族之存亡，国家之盛衰，胥视夫烟禁之能否实行以为断。”8月20日，范其务以禁烟督办的名义向中央执行委员会等单位发出代电，报告说他在“东日就职后，即布告严禁私种、私购、私运、私制、私卖、私藏、私吸鸦片烟；限期将收藏烟土、烟膏、烟灰缴署，发还价值”，现望各有关方面“饬属随时协助，藉匡不逮”。[143]从当天起范其务亲率侦缉人员，严密侦察烟毒犯，“对于收买烟土、烟灰，煮制烟膏，批判烟犯，及监视加盖烟上印花等事”，皆亲自经管，忙得不亦乐乎。因此在9月20日上呈恳请辞去国民政府当天对他的新任命——军需局长的职务。[144]
禁烟督办署的主要业务是专卖烟膏，其原料烟土以每两二元一毫九的价格从培元公司购入，“烟灰则在署门零收，每两价格约二元左右”，均须随时支付现款，不能延欠。[145]但范其务如此搞了两个月后，无以为继。他在1925年10月的辞职呈文中说，“受任以来，虽事事躬亲，未收寸效，午夜筹维，终无良策，若再尸位，贻误更深”，因此决意辞职，请国民政府另选贤能。[146]范其务要求辞职的最主要原因自然是工作进展不力，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军队的干扰：海军要求缉私分成，陆军又随便申领免税印花，甚至以筹军饷为名私开烟禁。与此同时，地方上也不安分，1925年8月海军局长斯美诺夫呈文，称“窃为偷运鸦片私盐等物，悬为例禁，唯政府之禁令愈严，而民间私运之风愈炽。况广州濒临洋海，港汊分歧，水上偷漏，犹觉防不胜防，自非严厉查缉，明定赏罚，无以清积弊而重功令”。但海军局呈文附件《水上缉私赏罚条例五则》中规定：“缉获水上私烟，按照所得之款，除以七成半解归政府外，所余二成半提归海军之赏，藉资奖励。”[147]同年11月，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代主任熊雄呈文披露：“惠城久经逆敌盘踞……烟赌流毒为祸尤烈。惟自我军克复以还……烟赌复渐开放，以致奸徒混迹，谣言四起……殊失民望。”并报告说，现已征得总指挥部参谋长胡谦等人同意，即日下令严行禁绝，并要求国民政府转咨禁烟局、筹饷局，“自后惠城不得弛禁烟赌，藉维民信，以利戎机”。[148]
对于军队上、地方上存在的上述问题，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对策。9月11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团制订了《防止军人将来烟土案发生办法》，规定“如探得各军防地内藏有私烟，禁烟督办署或各属禁烟局派员督率侦缉员兵到目的地查缉搜捕时，各军应予协助”，并“责成各军及军事机关最高长官严饬所属，对于禁烟条例出具确实遵守切结，汇报军事委员会备查”。[149]11月23日，国民政府发文给财政部，同意周恩来等人提出的惠城今后不得再弛禁烟赌的请求。[150]12月16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向国民政府呈文称，现在禁烟事宜归财政部禁烟总处办理，“唯查各军时有到处请领免税印花情事，实于收入及烟禁前途两有妨碍”。因此，要求国民政府“通令各军，嗣后不得请领免税印花，以维烟禁”。三天之后国民政府批文照准。[151]
国民政府上述对策集中到一点，就是不准各军各地擅自卖烟，而由财政部进行集中统一的经营。
但对在政治、军事方面与国民政府有联系、经济方面得不到国民政府粮饷的西北国民军而言仍是鞭长莫及，无能为力。以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国民军虽然在政治上有一定的革命性，但在经济上却把烟毒作为生财之道。1925年，冯玉祥统治甘肃时期表面上宣称要分期禁绝烟毒，但事实上鸦片的种、运、售、吸一如往昔。刘郁芬部国民军进入甘肃后，由督署统一征收烟亩罚款以弥补军政开支的不足，因而在事实上大开烟禁。[152]刘郁芬设立了全省禁烟善后总局，又在各县设立分局，局下设卡，征收买卖大烟的税款。其中行销税向烟土行商征收，坐销税向当地烟贩或开烟馆的零销贩抽税，这样商人贩运烟毒得以合法化，烟摊摆满集镇，烟馆充斥街衢。[153]“1925年，旅行到甘肃的学生看见路旁开满了罂粟花，从金家圭到兰州都是一片片栽培罂粟的田地。……在金家圭，一两（鸦片）价格为4角……交纳给督军的税是每亩15元”。[154]
由国民政府财政部统一经营的烟土生意也不顺利。北伐军兴起后，财政部把广东全省烟土的专卖权交给了兴源公司，经过“数月推销，殊无成绩”。1926年9月29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向国民政府报告，拟撤销兴源公司，仍由财政部设戒烟药膏专卖总局实行专卖。[155]
真正在禁烟方面取得成效的是在农民运动蓬勃开展的湖南。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兴起之后，农会下令严厉禁烟，除了收缴烟枪之外，还要禁运。“由贵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了不少”，与国民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原来，财政困难的国民政府是通过变卖鸦片来解决部分北伐军饷的。湖南省农会最后为了顾全北伐军的军饷，只得下令下级农会“暂缓禁运”。[156]
[1] 《申报》1917年1月6日。
[2] 《申报》1916年12月8日。
[3]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1253—1254页。
[4]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40—41页。
[5]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437页。
[6]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十二册，第250页。
[7]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大东图书公司1981年版，第156页。
[8] 《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9] 《中国禁毒史资料》，第667页。
[10] 《大总统提出鸦片治罪法案》，长沙《大公报》1917年2月1日。
[11]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478页。
[12]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95页。
[13] 《政府公报》第1105号，1919年3月3日。
[14]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26页。
[15] 《破获外人贩烟案》，长沙《大公报》1921年7月13日。
[16] 《汉口烟祸肃清难》，北京《晨报》1917年2月4日。
[17] 参见朴之：《鸦片公卖》，《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6号，1923年3月25日出版，第9—10页。
[18]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531—532页。
[19]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44页。
[20] 《向导》周报第145期。
[21]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479页。
[22]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553页。
[23]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0页。
[24] 参见邵雍：《民国绿林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95页。
[25] 《张敬尧运烟败露详志》，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3日、5日、6日。
[26] 《张宗昌孝敬张胡烟土统被日警搜了去了》，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0月26日。
[27]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515—516页。
[28] 《宜昌军阀竟许鸦片公卖》，《民国日报》1923年11月9日。
[29]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301页。
[30] 《鲁省执法者大贩烟土被破获》，《民国日报》1924年1月5日。
[31]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92页。
[32] 《旅沪赣人痛斥蔡成勋推销鸦片》，《民国日报》1924年1月8日。
[33]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93页。
[34] 《禁烟公报》第1期，1929年11月。
[35]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347—349页。
[36]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174页。
[37] 《唐继尧电请严办烟犯》，天津《大公报》1916年8月25日。
[38]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413页。
[39] 《蜀省军政界之黑幕》，天津《大公报》1919年6月9日。
[40]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350—351页。
[41]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298页。
[42]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268—269页。
[43]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600页。
[44] 《禁毒全书》，第430页。
[45]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270页。
[46] 《中国禁毒史资料》，第1080页。
[47] 《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2日。
[48] 《民国日报》1923年10月27日。
[49]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317—318页。
[50] 马凤程：《贵州军阀与鸦片》，《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7—359页。
[51] 参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第359页。
[52]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271页。
[53]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135页。
[54]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131—132页。
[55] 马宣伟、肖波：《四川军阀杨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56] 《杨森贩土遭众怒》，《民国日报》1924年3月25日。
[57]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137—138页。
[58] 参见苏智良：《中国毒品史》，第271页。
[59]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1980年印行，第228—230页。
[60]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590页。
[61]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586页。
[62] 《向导》周报第56期，1924年2月27日。
[63] 《向导》周报第164期，1926年7月21日。
[64] 《青岛变成鸦片窝》，《民国日报》1924年3月1日。
[65] 《河南最近之三害》，天津《大公报》1924年3月27日。
[66] 《中华国民拒毒会关于南通贩土案之往来电》，长沙《大公报》1926年2月9日。
[67] 《烟土塑成菩萨》，长沙《大公报》1923年1月13日。
[68] 《中国禁毒史资料》，第821—822页。
[69] 参见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6页。
[70]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344页。
[71]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407页。
[72]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447页。
[73]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575页。
[74]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575—576页。
[75] 《民国人物传》第七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69页。
[76]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552页。
[77]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557页。
[78]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558页。
[79]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447页。
[80] ［日］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81]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305—311页。
[82]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128—131页。
[83]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298页。
[84]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298—299页。
[85]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317—319页。
[86]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323—325页。
[87] 《赣省实行鸦片专卖之黑幕》，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4日。
[88] 《大规模之军阀运土办法》，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1月14日。
[89] 《鄂军阀公然种运鸦片》，《民国日报》1924年4月26日。
[90]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34页。
[91] 钟士澄：《齐卢战争的幕后活动》，《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
[92] 《拒毒月刊》第22期。
[93] 参见苏智良、陈丽菲：《海上枭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108页。
[94] 转引自《时报》1923年8月11日。
[95]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十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58—359页。
[96]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十二册，第395页。
[97] 参见苏智良、陈丽菲：《海上枭雄》，第121页。
[98] 参见［澳］马丁：《1926年前上海鸦片贸易和三鑫公司的设立》，《档案与历史》1990年第3期，第74—75页。
[99] 参见《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100] 苏智良、陈丽菲：《海上枭雄》，第121页。
[101] 《旧上海的烟赌娼》，百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102]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十一册，第362—363页。
[103]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十一册，第362—364页。
[104] 《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32页。
[105] 参见《档案与历史》1990年第3期，第73—75页。
[106] 上海《时报》1926年4月8日。
[107] 参见王宏斌：《禁烟史话》，第177—178页。
[108] 参见苏智良：《中国毒品史》，第426页。
[109]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267页。
[110] 《中国禁毒史资料》，第597页。
[111] 《中国禁毒史资料》，第663页。
[112]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吉林省长公署关于调查日人庇纵烟馆训令》（1918年4月）。
[113] 《中国禁毒史资料》，第747页。
[114] ［日］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第209页。
[115] ［日］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第821页。
[116] ［日］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第839页。
[117]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93—95页。
[118] 参见《吗啡之毒》，《朱执信集》上集，第421页。
[119] 《日本允禁毒物来华》，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28日。
[120] 参见《吗啡之毒》，《朱执信集》上集，第422—423页。
[121] 《日人密卖烟土案》，长沙《大公报》1912年2月20日。
[122] 《日人密卖烟土案》，长沙《大公报》1912年2月20日。
[123] 《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1号，第203页。
[124] 参见苏智良：《中国毒品史》，第221页。
[125] 参见苏智良：《中国毒品史》，第386页。
[126] 参见《吗啡之毒》，《朱执信集》上集，第421页。
[127] 《美人揭穿日人运土黑幕》，长沙《大公报》1919年10月3日。
[128]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424页。
[129] 《中国禁毒史资料》，第782页。
[130] 《中国禁毒史资料》，第847页。
[131]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497页。
[132]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74—181页。
[133] 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8页。
[134] 《广东群报》1921年9月21日。
[135]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284—285页。
[136] 《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3页。
[137]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7—79页。
[138]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8页。
[139] 《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1—493页。
[14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7页。
[14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7页。
[14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第127页。
[14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第40页。
[14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第40页。
[14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8页。
[14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第40—41页。
[14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下），第1162页。
[14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第139—140页。
[14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第133—134页。
[15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第140页。
[15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下），第1442页。
[152]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581页。
[153]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601页。
[154] ［日］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第219页。
[15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下），第1119页。
[156]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