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主政时期的毒品政策

1917—1923年,孙中山曾先后3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与北洋政府抗衡。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1921年,孙中山又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在此期间南方政府虽然十分重视禁毒问题,但因种种原因不能在其所辖的军队和地区内完全禁绝鸦片。

1918年,靖国军进驻鄂西后为了解决粮饷来源,将他们从四川买进的鸦片种子以每杯(约一二两)银元两元的价格出售,鼓励农民种烟。靖国军则靠征收鸦片烟税来过日子。由于鸦片价格昂贵,种鸦片烟的进账比种其他粮食作物要多得多,因此,鄂西就成了著名的产烟区。[131]烟土充斥市场,公开买卖。

1919年,四川靖国军副总司令卢师谛、司令兼川东道道尹黄复生先后擅自在涪陵、酉阳、丰都、万县等地私开烟禁,征收禁烟罚金。卢师谛光在涪陵一县就收了烟捐40多万元银币。至春夏之交百姓因无力缴纳捐款,有的卖牛卖房,甚至自杀了断,有的逃到宜昌避祸。驻宜昌的北洋政府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借机发出通电,将此情况公告全国,打击南方军政府的政治威信。5月底南方军政府电令四川督军熊克武严查究办。熊克武转命四川第一师师长但懋辛具体负责。6月但抵长寿,抓了3个劣绅烟犯送交省督军署讯办。这时曾分润烟款收入与川东烟案有关的滇军梯团长田钟谷对熊克武下令查案心感不快,9月底田取得川滇黔鄂豫联军总司令唐继尧电令,令田钟谷会同但懋辛一道查办。深知唐继尧以田代但本意的但懋辛知难而退,请求熊克武让田钟谷专办此事。在此之后田钟谷在唐继尧的支持下搁置此案,并与卢师谛、黄复生等人联手反熊,酿成了1920年的川滇黔战争。从此栽种烟苗、运售烟土和吸食鸦片的情况便在四川更加不可收拾。南方军政府对此鞭长莫及,无能为力。[132]

1921年3月25日,广州《广东群报》全文刊登了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严办偷运鸦片布告》称:“照得鸦片之害,至为剧烈,尽人所知,迭经三令五申,通饬严禁在案……近查鸦片之运入,多由查缉机关奉行不力,于是奸商图利,有隙可乘,苟长此不绝来源,为害将伊于胡底……嗣后无论军民,如敢私运烟土,一经查获讯实,即以军法从事,以绝奸蠹,而警效尤。”[133]9月20日孙中山本人颁布《严禁鸦片令》,指出:“鸦片一物,贻害人群,甚于洪水猛兽。查禁种、禁吸、禁运,载在条约,列之刑章,久已雷厉风行……本大总统为杜渐防微起见,兹特重申诰诫,着地方文武高级长官,督饬所属严密查禁,务使尽绝根诛,毋得始勤终懈。人民亦当禀遵禁令,毋贪小利,自陷法网。”[134]南方政府所辖境内的禁烟工作由此全面展开。然而,孙中山在12月初任命的黔军总司令谷正伦却置禁令于不顾,派军需官陈子良赴他老家贵州安顺护送押运烟帮至北伐军大本营所在地广西桂林,从中收取护运费及烟税,具体事务由其胞弟谷兴乔出面经办。[135]

1922年6月,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后被迫前往上海;次年2月,孙中山在讨贼军驱走陈炯明后再返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当时,在广东有滇、桂、粤、湘、豫等军队,人数众多,军费奇缺,因此“各军占驻一两县,卖烟开赌,搜刮钱财,以饱私囊”。对此孙中山在1923年12月2日的一次演说中只能表示,“我以为这样不过是眼前的行动,马上当要改良的”。[136]12月7日,孙中山在军政经费两缺的情况下特派杨西岩为禁烟督办署禁烟督办。1924年1月16日,杨西岩呈报的《禁烟条例》获孙中山批准施行。该条例“以厉行禁烟,剪除烟毒为宗旨”,规定“制造及贩卖鸦片烟者,处无期徒刑,或科5000元以下之罚金”;“贩卖或自外国贩运鸦片烟者,处三等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00元以下之罚金。对于吗啡、高根有同等行为者亦同。意图贩卖而收藏鸦片烟者,照前项减一等治罪”。“开设馆舍供人吸食鸦片烟者,处二等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00元以下之罚金”。[137]按照这一条例,禁烟督办署及其在各县的禁烟总局在打击广东私贩和吸食鸦片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禁烟督办署对途经两广的西南地区的鸦片征收税收,“寓禁于征,以图整理”。[138]仅1924年6月至8月,该署就收了434602元的鸦片税。孙中山对这笔用于北伐经费的特税十分重视,曾专门下令各军一律不得截留此笔款项。

然而孙中山毕竟是一位关心国计民生的伟大政治家,从内心深处对南方政府在特定条件下实行的毒品政策是不满意的。1924年12月,他在天津答拒毒会教士问时明确表示,“鸦片营业,绝对不能与人民所赋予权力之国民政府两立”,“自下由私运私卖鸦片消耗之巨量款项,若用于正当贸易,不但可使本国商业复兴,并可使中外间合法通商大形起色。迩来有以谓今日我国鸦片复兴,遍地皆毒,不如法律正式允许烟土之营业,海关放任外洋鸦片入口,以充饷源。此等主张,绝对不当。中国之民意,尤其守法安分纯洁之民众,其意见未有不反对鸦片。苟有主张法律准许鸦片,或对营业鸦片之恶势力表示降服者,即使为一时权宜之计,均为民意之公敌。今日国内情形,至为恶劣。拒毒运动之进行,备受难阻,以致成绩甚少。然对鸦片之宣战,绝对不可妥协,更不可放弃。苟负责之政府机关,为自身之私便,及眼前之利益,倘对鸦片下旗息战,不问久暂,均属卖国之行为”。孙中山最后再次强调,拒毒运动“虽或一时未能成效,但千万不可放弃坚忍与不妥协之奋斗决心,当永远抱定彻底不降服之政策”。[139]

孙中山这篇谈话痛快淋漓,矛头直指北洋军阀政府以及鸦片贩卖团伙,代表着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利益。1925年3月,孙中山不幸逝世后,一些孙中山的追随者不止一次地引用上述谈话,把它作为重要的遗教,反复敦促国民政府真正实行禁毒。而某些自我标榜是孙中山忠实追随者的国民党当政者则时常出于一己之私利,编造种种理由和借口,反对彻底全面地禁烟禁毒。若孙中山九泉之下有知,真不知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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