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上海的信远公司和公平公司

1920年前后,上海潮州帮烟土商人与挪威商船的买办、潮州人郑宜宾合作,筹集资金100万元,组建信远公司,郑宜宾任经理。郑上任后向挪威买了一艘2000吨的旧轮,取名“亚琛”号,亲自乘坐这艘船到伊朗购回了500箱红土。船离上海不远时,先前已打通关节的上海公共租界当局突然发出通知,不准把红土运进公共租界。信远公司的股东们在郑宜宾船上进退失据之时通过山东政客刘大同的门路买通了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然而当“亚琛”号驶抵青岛后渤海舰队内部因分赃不均发生了内讧。温树德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又要该船立即驶离青岛。这时信远公司又用重金买通驻扎淞沪的浙军第四师陈乐山部,开到吴淞口的“亚琛”号将所载鸦片全部卸放在该师在龙华的炮兵团团部内。

江浙战争爆发后,龙华自然不是一块安全之地,于是信远公司不得不再出一大笔钱,通过杜月笙的关系,将红土运进上海法租界。尽管屡遭挫折,花费不少,但公司方面还是获利甚丰。而当信远公司第二次从伊朗购回红土准备再次运进法租界时,法租界当局突然变卦,于是郑宜宾又设法买通了驻上海的张宗昌部的第一旅旅长程国瑞,把全部红土统统存放在吴淞炮台。交换条件是程国瑞从北方带来的烟土由郑负责在上海推销。

信远公司后来被规模更大的公平公司所取代。公平公司集资达1000万元,仍以郑宜宾任经理。该公司开张后开盘挂牌,公布鸦片市价,由各土行、土店承销发卖。不料公司从伊朗运回的首批红土因无法熬成熟烟膏,陷于无法销售的僵局。经理郑宜宾几次派人赴伊朗交涉,都无济于事,最后只能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日本人,供他们炼制红丸之用。公平公司出师不利,遭受重创,一蹶不振,很快倒闭了。它的倒闭象征着上海潮州帮烟商这一群体势力已经由极盛走向迅速衰落。[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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