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以后的鸦片烟毒泛滥形势

华中宏济善堂的贩毒活动自1939年6月公开化之后，华中地区的毒品泛滥形势越来越严峻。一项统计显示，1943年1月，上海沪西与南市一带的鸦片烟馆就有235家，鸦片烟馆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饭店。1939年6月以后的上海，烈性毒品的贩卖越来越猖獗，贩毒数额越来越大。上海公共租界警察局毒品组组长季尔（Harold Frank Gill）在东京审判日本甲级战犯法庭上的证词的主要内容是：1940年以后，他在公共租界抓捕的毒贩中，贩毒数量越来越大，海洛因通常在50～100两之间。这些海洛因常常装在塑料袋子中，上面印有日文标记，大多是从天津或华北其他城市运来的。携带毒品者往往是朝鲜人和台湾人。⁽⁷¹⁾根据日本驻北京使馆特派员（嘱托）渡边寅三郎的估计，每月从北京运往上海的海洛因有180磅之多，海洛因携带者每磅可以获利5000元。⁽⁷²⁾

1939年6月后的南京，鸦片烟毒泛滥形势也明显加重。根据贝特教授（Prof．Bates）的调查，南京的贩毒活动虽然还没有达到公开化的程度，但危害已经相当严重。在南京的贩毒者当中有号称“四大天王”者，他们的手下有2400余人，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兜售毒品，吸毒人数达到总人口的1/4，或1/3。不仅伪政权的政府官员、警察和士兵普遍吸毒，一些男孩、女孩也成了受害者。一位教师忧心忡忡地指出：“十年后南京将无一好人。”南京市的警察报告说，每天奄奄一息的嗜毒者有20～30人，他们的尸体需要许多垃圾工人来掩埋。1945年春天，仅在扬州一地，就有大烟馆五六十家，每日贩卖额多达560万元，这些烟馆表面上冠以“戒烟所”名义，其实全是毒品消费场所。⁽⁷³⁾

同一时期，汉口市的毒品问题也呈迅速蔓延趋势。1940年汉口有鸦片烟馆340家，兼营鸦片烟的旅馆有120家。毒品的流通自汉口戒烟局开始，经过土膏公卖处、土膏店，到达售吸所、消费者。毒品利润则反向流回戒烟局。如此这般循环的结果是，1940年汉口消费的鸦片估计有635203两，1941年为636000两，1942年超过820000两。日军在湖北的新占领区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实施鸦片专卖政策，这种专卖政策一下子贯彻到基层的县、区、乡、镇。例如，1942年公布的《宜昌县阿片专卖处要领》规定：宜昌县内所需鸦片由伪县政府戒烟股负责购买；县政府在各区公所设立戒烟分所，同时在各乡镇设立戒烟支所，分别以区长、乡镇长担任分、支所长；县戒烟股的鸦片，经由各分支所销售给特许的吸烟所；由各区、乡、镇长负责详细调查管内吸食鸦片人数；申请开办吸烟所的人，须填写申请书和交纳保证金。申请书应如实填写姓名、住所、年龄、设备、销售鸦片量、销售区域、本人资产以及保证人。提交申请书时，须向伪县政府缴纳登记费200元，保证金200元。鸦片的专卖价格是：“县政府卖给区戒烟分所65元，区戒烟分所卖给乡镇支所67元，乡镇戒烟支所卖给吸烟所69元，卖给一般瘾者70元。”⁽⁷⁴⁾每个月县政府向各乡分发鸦片200两至500两，强迫伪职人员出售，强迫青年男女吸食，“县属机关之经费以烟税款收入而定，伪机关工役之薪水用鸦片支付，津贴随鸦片销售量浮动”。⁽⁷⁵⁾

在荆门，伪荆门县政府翻译徐向阳反正投诚后报告：“敌在湖北荆门大量运售烟毒，迫伪组织代为勒销或压迫汉奸开设烟馆，每月售烟2万余两，收入90余万元。敌宣抚班之经费，多取给于鸦片。”⁽⁷⁶⁾在通山县，日军大量运入鸦片，“并以鸦片配发伪和平军及保安队薪饷”。⁽⁷⁷⁾在云梦县也是这样：“敌寇在云梦县施行毒化日甚一日，除公开运销、售卖外，并强迫伪县政府及伪区署按月销售红土，规定伪县府每月300两，伪区署每月60两，定价每两715元。”⁽⁷⁸⁾

在江西省，同样是日本军旗所到之处，毒品势力立即复活，毒品传播立即加快。1939年冬季，日军攻占瑞昌县，立即从汉口，经过九江、武穴运入大批鸦片，鸦片直接成了殖民工具，他们利用鸦片吸引烟民组织伪维持会。在安义县，敌宣抚班胁迫伪政权在娱乐场所设立鸦片烟馆，诱惑青年吸食。同时强迫烟民登记，发给烟民登记证，强征吸户月捐。在德安县，日寇利用流氓聂锡光等，在城内开设鸦片烟馆6家，并由伪农民合作社代销毒品。在新建县，敌人设立鸦片公卖所，税收列入县政府预算经常费，鸦片定期由南昌特务机关从上海运来“配发各伪组织转售各地，每年推销额约在80000余两”。为了招徕烟民，竟然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张贴这样的广告：“真正红土，芬芳可口，美女招待。”⁽⁷⁹⁾

40年代初期，一家名字叫作“东光公司”的日本毒品加工厂开始大量生产“东光强壮剂”，每月产量5000公斤。这种“强壮剂”据说是专门为中国人研制的，原材料是海洛因，他们却大力兜售说：“自从满洲国正山博士创制一种戒烟药品叫作‘东光剂’，实开戒烟药之新纪元，此药名称想诸位在报纸上时常看到，有嗜好的诸君对于新出品戒烟药更为注意，不过有许多观望、怀疑，或是以为故意烘染宣传，或是怀疑未必真有特效，更有神经过敏的人，以为等于中国最霸道的戒烟药铁刷子。其实大大的不然，这宗药品是经过满洲国康生医院实地实验成功。去冬年终统计，满洲国各地康生医院用此药戒除成功者已达64万余人，这是人家确实的报告。咱们拿他做个参考。去岁春间，华北禁烟总局由满洲国要来200份，交北京戒烟所试验其成效究竟如何……观其戒后成绩，结果不论瘾之大小，年之深浅，嗜好种类，抽吸针扎，结果皆异常良好……本市唐山康复医院手续简便，随时挂号即可入院。本医院一切挂号费、药费一概不收，仅收七日之饭费。本院戒烟药品专用东光剂。”⁽⁸⁰⁾日本东兴公司在其推广“东光剂”的申请中，将其目的暴露无遗，即“以其制造的强壮剂‘东光’交换敌占区的军用物资以及第三国的援蒋（即蒋介石——笔者注）物资，并将交换所得物资移交军队当局。这既可削弱敌军物资供给力，又可利用青帮获取未占领区的情报，这正是报答国恩而欲尽的义务”。⁽⁸¹⁾

1941年1月，“东光公司”的推销者与华中的青帮头目进行接触，准备将17000公斤“强壮剂”全部运入中国，以每公斤776元的价格倾销到华中与华南。预计批发给汉口500公斤、南昌200公斤、徐州200公斤、杭州200公斤、福州200公斤、广州500公斤、上海200公斤、南京200公斤，总批发价为4853339元，用以购买日本急需的五金、矿产、棉纱、油料等物资。

总之，1939年6月以后，随着宏济善堂纵毒活动的公开化，华中地区的毒品泛滥明显开始加快加重。不仅在大城市里普遍设立了各级鸦片专卖组织，大肆兜售毒品，严重毒化了市民，而且利用军队占领把毒品带到广大县区乡镇，采取强制性措施推销鸦片烟毒，使农村的鸦片烟毒也呈现出严重泛滥的趋势。一项统计显示：华中的吸毒人数有780万，约占华中地区总人口的5％。⁽⁸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