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逼迫下,承认鸦片作为洋药而合法输入,但即使如此,清廷也不是在鸦片问题上毫无作为,在一定范围内,清廷仍企图禁食鸦片烟。1863年4月,清廷颁布了一道圣谕,历述吸食鸦片的危害,严禁文武官员吸食鸦片。以后又三令五申,但其实际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洋烟的大量输入,银荒进一步加重。另一方面,吸食者的增加,对鸦片需求的扩大,也使国内亦已存在的土烟业日趋繁荣。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对土烟的禁与弛,前后有过无数次的争议反复。有些官吏仍坚持禁烟主张,如1878年曾国荃上奏《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提出在对洋烟无法禁的情况下,首先应禁绝土烟, [88]一些官吏开始承接鸦片战争前某些人的主张,在无可奈何中,考虑以土烟来抵制洋烟,增加税收,防止白银的进一步外流。
曾经为禁毒销烟呕心沥血的林则徐,在1846年接任陕西巡抚时,就曾鉴于禁烟已成为清廷之忌,从而不再疾呼禁烟抗夷,无奈之中也赞同允许内地种烟吸烟;但他担心“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未必回心向内”。1847年2月,林写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 [89]这时候的林则徐,最担心的是土烟的质不如洋烟,因而没有销路。
1847年,李鸿章奏请允许各省种植罂粟,并以此抵制外国鸦片。一些地方官员为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或贪污中饱,也鼓励农民生产鸦片。还有人提出“寓禁于种”的主张,以土烟抵制洋烟,并增加税收。1884年主事余思诒向皇帝奏称:“深恐外洋贩运日多,应请于栽种罂粟地亩,一律照赋则二十倍征收。……更令各关卡议加税厘,以助防费。”连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多主张以土烟分洋烟之利。《申报》就曾刊文认为:“反不如大弛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可以岁收税银,每年科减二千数百万两出口之银,不归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为计岂不美乎?” [90]
官吏提倡,农民利厚,于是,土烟自19世纪70年代后飞速发展,到80年代,全国18个省几乎都种植罂粟。而清廷看到土烟行销日广,获利甚丰,便决定整顿土药税,以增加税收。1890年,总理衙门和户部奏请整顿土药税,要求各省详察妥办。4月15日的上谕称:“内地栽种土药为中国出产大宗。果能设法稽征,认真办理,既可裨益饷需,且亦收回利权之助。” [92]对名闻遐迩的鸦片特产地四川与徐州还特别列出了收税章程。
由于清政府采取容忍甚至鼓励农民种植罂粟的政策,致使罂粟的播种日益广泛。史料记载:“自咸、同以后,烟禁已宽,各省种植罂粟者,连阡接畛,农家习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听之。”[94]
西北的罂粟种植以山西和陕西为最普遍。在山西,罂粟19世纪60年代初仅在山坡地角试种,后来便在沃壤肥田里大量种植了。由于粮田被占,导致粮价上扬,社会出现混乱,清廷曾命山西巡抚沈桂芬刊刻告示,严厉禁绝种植罂粟。 [101]皋兰五泉山和武威所出的竟成了地方名产。
北方各地种植罂粟面积日益深广。新疆植烟始于咸、同年间,时约有1万人的陕甘烟农前住塔城、奇台等地,春去秋返,种植罂粟。1876年俄国旅行家波泰宁(Potanin)游历北蒙时说:在克鲁伦河流域见到大片大片迎风盛开的罂粟花。 [105]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内地农民到边地垦荒,趋罂粟之利而广种;二是大量退伍军人到黑龙江,亦以生产土烟为活,从而使烟毒日益泛滥起来了。
江浙一带土烟种植也相当严重。浙江的台州府各县,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种植罂粟,到19世纪80年代,罂粟的种植面积竟达十之八九。《益闻录》刊文指出:“浙东台郡,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每五月后,罂粟收获,始下谷苗。” [108]由于鸦片的畅销,使得温州的许多茶农也弃茶叶改种了罂粟。
江苏境内,1868年前,宿迁、萧丰、砀山(今属安徽省)等三县的罂粟“种植之区,已十居其一”, [111]徐州府的鸦片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上乘,与云南、四川所产,同为瘾君子梦求之物。
其他如安徽椒州、和州等地也多种罂粟。福建的闽北各地,“农民嗜利者,大半栽种罂粟为衣食之谋。近日有加无已,连畦接畛,几如丰台芍药,无处不花,而嗜烟者亦传染愈众”。 [113]
毫无疑问,土烟种植情况最严重者是西南云贵川三省。
西南是中国栽培罂粟最早的地区,也是中国最适宜罂粟生长的地区。这一时期土烟的发展如雨后之笋。
四川的简阳县“道光末,乡人竞种罂粟”。 [122]
道、咸之交,有广东商人往贵州经商,并夹带洋烟入黔推销,因吸食日众而烟价昂贵,贵州绅商便从广东引入罂粟播种,由于地理适宜,所产鸦片品质极佳,于是种烟区波及黔东地区。咸、同年间(1851—1874),由于农民起义的影响,洋烟来路断绝,促进了土烟的生产。到光绪年间(1875—1908),镇压了农民起义,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商旅通畅,贵州鸦片生产也盛极一时。开州、婺川等地“开垦之地半种洋烟。……查种烟为近来民利大宗,积习已久,骤难禁革”。 [126]
云南的罂粟竟种到了省城的城门下,光绪年间有人游昆明记载:“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塘,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 [127]
咸丰年间(1851—1861),鸦片与其他外国商品一起侵入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到同、光年间(1862—1908),罂粟也在这些地区流行开来了。在土家族居住的四川酉阳州,因鸦片“得价甚昂贵故乡村篱落皆遍种植之”。 [131]
由上可见,19世纪70年代以后,罂粟在云贵川地区已形成专业性经济种植区域。其恶果之一是这些本来粮食完全能自给的地区,竟要靠从外省调入粮食了,并由此而形成人为的粮荒。缺粮首先在四川出现,罂粟排挤粮食作物,“细民渔利,往往弃菽麦而种之”。 [135]此后粮荒与饥饿一直缠扰着中国人达半个多世纪。
土烟的发展数量是惊人的,1866年,估计土烟产量有5万箱,1870年达7万箱, [137]分析下面的表格(下表)后,这一估计是可信的。
19世纪80年代中国部分地区鸦片产量估计:
地 区 | 产量(担) |
满 洲 | 145000 |
西南三省 | 265000 |
江苏徐州 | 60000 |
福 建 | 5000 |
浙江温州 | 5000 |
浙江台州 | 10000 |
资料来源:《益闻录》,第145号,光绪八年二月十四日。
总产量超过40万担,约为1881年进口洋烟总量的4倍,若按每亩产3斤计,罂粟的种植面积约有1330万亩,又据《清实录》,1859年全国耕地面积为771000000亩,1887年增至847000000亩。 [138]罂粟种植面积已为耕地面积的1.6%(见下表)。
1866—1894年中国罂粟产量及耕种面积的估计:
注:本表根据有关资料推算,鸦片亩产以3斤计。
由此可见,至晚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已从鸦片的纯消费国家,发展成了生产、贩售、吸食一体化的毒品大国。
在鸦片的贩运中,产生了各类烟帮。他们多则数百人,少则几十人,结队而行。每人夹带20—30斤鸦片,遇大关绕道而走,逢小卡常聚众抗拒,甚至武装毁卡闯关。西南地区江河支流极多,处处有小道可通,烟帮为绕避厘金,不畏艰险,翻山越岭。一旦成功,所获甚丰,每人可得数十两白银。于是,人们见利趋之,烟帮日益壮大。
台湾是中国鸦片较早输入与泛滥的地区之一。在鸦片战争前吸食鸦片的现象已颇为严重。战后,台湾兵备道徐宗干劝诫民众禁烟,遂订立禁烟公约,互勉戒烟,吸食者“一时殆尽”。 [140]朝廷准奏,从此,土药种植日广,由公田而扩大到私地,特别在嘉、彰各属种者渐多。土药虽然渐多,而洋药也未见减少,每年稳定在4000—5000箱的水平(详见下表),土药、洋药的云集导致鸦片贩卖业的繁荣。在台南,鸦片商人联合设立“芙蓉郊”的商会,每箱鸦片征费2元作为活动经费;而售鸦片烟膏的芙蓉铺,也组成公会,以促进烟膏的销售,芙蓉铺之多甚至超过了米店。鸦片的增加使鸦片厘金也稳步上升。这笔巨款主要用于台湾的防务。鸦片厘金由商人承揽,经营得法可以发财,反之也有因此欠债的,如陈郁堂揽办台南的鸦片厘金,结果欠款46000银两,被巡抚刘铭传怒而撤办。
1878—1892年台湾进口鸦片数量统计(箱)
年 份 | 沪尾及基隆 | 安平及旗后 | 合 计 |
1878 | 1848 | 2853 | 4701 |
1879 | 2165 | 3387 | 5552 |
1880 | 2149 | 3647 | 5796 |
1881 | 2142 | 3739 | 5881 |
1882 | 1582 | 3012 | 4597 |
1883 | 1265 | 2752 | 4017 |
1884 | 1270 | 2308 | 3578 |
1885 | 1436 | 2339 | 3775 |
1886 | 1633 | 2913 | 4576 |
1887 | 1622 | 2626 | 4248 |
1888 | 1974 | 2672 | 4646 |
1889 | 1983 | 2752 | 4735 |
1890 | 1967 | 3076 | 5043 |
1891 | 2181 | 3401 | 5582 |
1892 | 2103 | 3036 | 5139 |
资料来源: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9页。
1887—1892年台湾征收鸦片厘金的统计(两)
年 份 | 沪尾及基隆 | 安平及旗后 | 合 计 |
1887 | 131280 | 168008 | 299288 |
1888 | 157957 | 213608 | 371565 |
1889 | 158809 | 219903 | 378712 |
1890 | 157603 | 246200 | 403803 |
1891 | 174553 | 272087 | 446640 |
1892 | 169158 | 242902 | 417060 |
明清之交,中国南方沿海各省的民众纷纷渡海出国谋生,逐渐形成了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会。华人社会形成后,吸食鸦片伴随而来,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一个污点。
关于海外华人和华侨吸食鸦片的原因,主要有五点。一是英国在印度种植罂粟,向东南亚英国殖民地运输鸦片,以毒害当地民众,以后迫于压力虽表面上停止向中国出口鸦片,但仍继续向东南亚输出鸦片。二是不少殖民地当局实行歧视华人的政策,甚至引诱华人吸食。例如在东南亚的英、法、荷、葡殖民地均颁有禁律,严禁白种人吸食鸦片,违者处10年监禁;但对华人则毫无任何禁止,反而诱惑奖励,加之华人自己没有节制,致使华人遍染烟毒。如矿场主经常向华工赊价提供鸦片,以引诱华工尽可能多吸食鸦片,迫使他们负债累累而终身被其榨取。据史料记载:华工出国时“大多数不吸食鸦片”,正是因为他们年富力强,他们才被人口贩子骗卖到海外的矿场和种植园做苦工,很显然他们是“在英国旗之下,始成此瘾的”。 [141]三是有些华人以贩毒为业,专门向同胞销售毒品。到19世纪后期,当地华人中的帮会、黑社会组织或有力者已牢牢控制了这项利润丰厚的交易。这也刺激了华人中的烟毒的蔓延。四是由于缺少正常的娱乐活动,甚至还严重地缺乏女性,这使得男性常常感到备受压抑;他们只有辛勤劳动,才能实现衣锦还乡的梦想,但过度的辛劳,往往使得他们意志动摇。生活的艰辛,理想的破灭,使移民们只能通过吸食鸦片来逃避现实,麻醉自己。五是受到国内鸦片泛滥,烟毒猖獗的影响。有些人出国时就已染上了烟毒,出国后继续吸食,日益严重。这一切使得鸦片在华人社会中泛滥开来了。
为了维持日益庞大的政府开支,东南亚殖民者当局实行鸦片饷码制度。他们首先垄断生鸦片的进口和供应,然后把熟鸦片膏的销售权招标让华商来承包;这一制度一方面使得殖民当局不必去设立机构,就可从鸦片承包商中取得稳定的税收来源;另一方面承包商则从鸦片销售垄断中获得可观的利润。而且,出售的鸦片越多,双方所得到的利润也就越丰。由于承包鸦片获利极丰,因此,不少华商或华商组成“辛迪加”来投标,一旦中标后,当局与华商便签月约,合同规定承包商每月上缴固定的承包费,以获得一至三年的鸦片销售垄断权。当局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垄断权不受他人的侵犯,鸦片承包商再与零售商或烟馆老板订立供销合同。
获利极丰的鸦片饷码,是华商和华人帮会的竞争焦点。华商在其背后秘密会社的支持下,互相争斗,暗杀事件层出。在鸦片承包、财富和社区权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有钱的人上升为帮会的领袖,然后借助帮会的力量获得鸦片的承包权,承包后所赚取的巨额利润又被用来扩大其在华人社区中的权力。事实正是如此,新加坡最早的鸦片承包商蔡沧浪就是一位著名的华商,同时也是福建帮的头领。 [143]大多数鸦片承包商既是富商又是帮派首领的事实表明,他们可以用金钱和影响力,在华人社区中不断扩大鸦片的消费市场。于是,吸毒的病灶日趋蔓延,更多的华人成了瘾君子。
在新加坡、马来亚的华人中,早在19世纪中期就流行吸食鸦片了。它成为华人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正式的社交方式而被社会所接受,每当客人来访时,主人便将鸦片连同茶水一起端上来让客人享用;春节的时候,吃罢年夜饭,人们就往城里去,纵情于饮酒、赌博和吸食鸦片之中。 [145]这些比例远高于中国本土。
鸦片泛滥给华人社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鸦片吞噬着华人的血汗钱。吸毒如烧钱,一项调查表明,1948年时,新加坡的华人瘾君子中,有三分之一人的75%的收入购买鸦片。在马六甲,中国苦力们也要花费收入的三分之二来吸食鸦片。鸦片破坏了华工们的进取心,除了鸦片以外,他们逐渐对生活不感兴趣:不再汇款给国内的父母,对家庭生活失去信心,对祖国、民族漠不关心而自甘堕落。鸦片还严重损害了华工的健康,使他们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直至毁灭。
由于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土烟种植的蓬勃发展,鸦片吸食人口急剧增加。19世纪50年代中期,洋药空前增长,而土烟种植也连年扩大。鸦片总量的增加,大大刺激了吸毒人数的上升。估计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口约300万。60年代开始吸食者不断上升,根据80年代的洋药和土药的总量推算,吸食鸦片的人口约为2000万,占全国总人口42000万人的5%左右。
吸食者中官吏占有不小的比例。公开在衙门内置床点灯,已是随处可见的场景。徐珂的《清稗类钞》称:“鸦片盛行,官署上下几于无人不吸,公门之中,几成烟窟。”有人仿唐诗曰:“一进二三堂,床铺四五张。烟灯六七盏,八九十枝枪。”有些官吏不仅“以身作则”,而且还率家皆吸。光绪年间有一王姓京官,外放后携眷出都,竟设有一吸鸦片的专车,原因是“车里共有36枝烟枪,除王老爷用的以外还有太太、姨太太、少爷、少奶奶、孙少爷、孙少奶奶等用的,他们都吸鸦片;再加上幕友家丁中吸鸦片者所用的,烟枪总数恰好是《水浒》上的天罡之数”。 [146]像这样的烟鬼之家,在晚清并不少见。
军队比鸦片战争前还要依赖鸦片。《如此官场》描写参将黄龙基“长枪不使使短枪,因犯罪被发配,途中瘾大发,寸步艰难”。天虚我生曾作诗讽刺道:“不使长枪使短枪,乌烟老将夜登场,营门破晓点名去,鼻涕横拖一尺长。”
一般民众吸食也很普遍。台湾“几乎所有各阶层居民都吸食鸦片”。 [152]
中国本来并不出产鸦片,而且是世界上颁布禁烟令最早、最多的国家,为何却成为鸦片烟毒最严重的地区?我们通常把根源归结到英国人头上,但这只是部分答案,因为大英帝国有众多的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为何鸦片只在中国发生了震颤国家根基的社会问题呢?
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从中国内部去剖析。
在中国内部的众多的问题里,吏治是最重要的。在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已经探讨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确,当一道道庄严的禁烟令,被各级官吏视为具文时,禁烟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了。
在本节的前面,我们又回顾了清廷鸦片政策的变化,当鸦片厘金成为清财政的支柱后,三令五申的禁烟令实际已灰飞烟灭了。但是,这些现象的出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都是鸦片吸食的“果”,而非其“因”。在这些泛滥到难以收拾而不得不收拾的局面产生以前,中国人已经把吸食鸦片当作了一种新的饮食生活习惯。因此,对中国人接纳鸦片这一历史的事实,沿波溯源,我们应该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探讨。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是一个家族主义的社会,在家族的组织和乡土的社会里,人们只服从于家长的权威,而缺乏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和公德心;只有家族观念,而少有民族国家意识,当然也就养成了人治的依赖性而缺少法制观念。如禁烟方面,尽管国家屡颁法令,但因其有利可图,从乡村的土豪到城市的各种小集团的领袖、有力者,争相趋之。这种示范效应的威力远远超过了“天高皇帝远”的龙廷懿旨。于是,产毒贩毒涉及官吏、军人、地主、土匪、商人、帮会、会党、马帮、鸨母、流氓、乞丐、农民等,几乎包罗一切阶层。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官吏阶层每每借口禁烟而层层盘剥民众,使烟价抬高,于是只要是涉及鸦片的便能获利。以农民为例,种植罂粟可比种其他农作物的收入高3至5倍,于是有些人便不顾国家禁令和民族存亡,以至罂粟“连畦接畛,满野缤纷”了。
与国家民族法制观念薄弱相反,老庄思想却深入人心。不仅士大夫阶层成功为儒,失败为道,而且一般民众也颇感染消极避世之风习,以知足常乐为最理想的行为模式,而这种思维的极端往往容易走向对罪恶、对病态的容忍,所以一旦处在政治黑暗、环境恶劣的逆境时,整个社会容易产生以精神自慰抗衡外部压力的状态。这种心理上的自慰又须借助于一定的形式,千百年来一直有部分中国人追求仙丹石散、不老灵药,以消极避世、麻醉自己、求得自慰。庄周的梦蝶之说与鸦片所造成的意境,在社会功能上是完全吻合的。正如林语堂所言:“道家思想像吗啡一样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觉,于是便有神奇的镇定作用。它减轻了中国人的头痛病与心脏病。” [154]之所以拿鸦片当饭吃,甚至于不吃米饭也要吃黑粮的鸦片,是因为鸦片能最大程度上满足自慰心理。当然,鸦片这种毒物有成瘾性,成瘾以后的废食狂态则又另当别论了。
鸦片盛行于晚清这个衰世也绝非偶然。早在鸦片战争前,汉族士大夫阶层处在清朝异常残暴的统治下,已感苦闷又找不到出路,便将精力消磨在鸦片之中。我们已经在前述的大量史实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鸦片吸食之风,的确首开于宫廷的达官贵族阶层。当近代一败再败于列强的坚船利炮后,整个统治阶级精神萎靡。他们不仅在物质武器上抵挡不住西方的坚船利炮,而且这个病入膏肓的政府根本就没有什么精神武器,他们奉为圭臬的儒家专制统治思想实际上已经破绽百出,而几千年来的中华中心主义,使他们惯以老大自居,拒绝接受一切外来的新鲜思想。历史的惯性,决定了这个老大帝国缓慢而又彻底地崩溃的结局。这种结局,或多或少地让他们感受到了,这种感受让他们绝望。这种消极绝望的心态与鸦片一拍即合,于是在黑甜乡里,吞云又吐雾,麻痹自己,连毒害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也无所顾惜了。
当然,这一阶段,中国人吸食鸦片的面是日益扩大了,整个中国都堕落于烟毒的深渊。还有,以往人们较多地分析统治阶级吸食鸦片的原因,而较少地研究贫困者吸食鸦片的理由。如果把鸦片瘾者的职业做一研究的话,就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是各业劳动人民,他们堕入毒渊,有着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不可分割的原因。
第一,工农劳动者终年劳作,收入微薄,每日清汤素菜,营养极差,因此大多身体瘦弱,精力不济。在劳动强度大而身体羸弱的情况下,吸食鸦片可暂时消除疲劳,振奋精神,久而久之,烟瘾渐深,不能自拔。
第二,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山区,鸦片被当作药物而广泛使用。如清末的贵州,全省只有省立医院的20张床位,几家私人诊所,一些县城里的官僚绅商尚无医无药,更不用说平民百姓。因为鸦片具有麻醉、镇痛、收敛等功用,所以它便成了平民百姓包医百病的救命良药。民国时期,福建一戒烟医院曾对188名鸦片瘾者的成瘾原因做过如下分析。
福建188人致瘾原因调查:
吸食原因 | 人 数 | 百分比(%) |
胃 痛 | 82 | 43.6 |
肠 病 | 73 | 12.2 |
肺 病 | 16 | 8.5 |
风 病 | 13 | 6.9 |
花柳病 | 12 | 6.4 |
外科病 | 12 | 6.4 |
生殖器病 | 8 | 4.3 |
心脏病 | 7 | 3.7 |
疟 疾 | 6 | 3.2 |
肝 病 | 4 | 2.1 |
其 他 | 5 | 2.7 |
总 计 | 188 | 100 |
资料来源:《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29页。
但鸦片只能一时奏效,用量过多,成瘾中毒,耗财废人。
第三,劳动人民因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科学知识,同时,在极贫困乏味的生活中,鸦片是一种当时最为低廉易得的娱乐型消费品。近代中国除少数较短时期的禁烟年代以外,鸦片几乎是一种与盐油柴米同样的日常小商品。与一般消费品相比,其价格便宜,只需1角钱或几个铜钱就能得到满足。特别是农民自种罂粟以后,几乎不用购买,它熬制方便,吸食也简单,所以到了后期,吸食者“农村反多于城市”,烟毒由此大面积泛滥。
在晚清烟毒日益泛滥之际,山西巡抚张之洞在山西断然实行禁烟,扭转社会风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如前所述,山西是北方烟毒较严重的地区之一。以罂粟种植为例,1877年全省耕地面积约530万亩,其中罂粟达60万亩,占九分之一。 [157]
张之洞的建议得到光绪帝的赞同,遂命他“随时查察,有犯必惩,以挽颓俗”。 [158]于是,张在山西全省发动了禁烟运动。其主要措施有以下六方面。
第一,严令所属官员,实行禁烟。他要求各级官吏颁布禁种文告,“各道府州转饬所属,务须实力禁绝,竭诚劝谕”。如有不力者“立予撤参惩办”。 [159]第二,要求乡民订立规章,逐户查禁。有些农民因植烟利高,尽管政府严申禁种,仍偷偷种植。对此张之洞规定,一旦查出种烟田亩立即“过割于公庙”。命令每村书禁种罂粟保证二份,一份送县署,一份张贴于公庙。第三,成立戒烟局。他仿照李鸿章在天津设禁烟局的办法,在太原设禁烟局,并延请医生到山西协助禁烟。第四,禁止吸食鸦片。他严令保甲局查夜查街,将烟馆一律驱逐,严整官员、士子和士兵等吸食;还建立戒烟机构,协助戒除。第五,惩办禁种不力的官员,对惩办不力的永宁知州贺澍恩、静乐知县李兆襄奏议摘去顶戴;对参报不实的恒曲知县赵锡恩、赵城知县王耀章、绛县知县刘斌等予以撤任。同时奖励工作认真卓有成效的雁平道广荫、交城知县贾成霖、河曲知县徐水吉等。第六,坚持不懈。第二年,张之洞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颁布《禁种罂粟章程十条》,要求各级官员因地制宜地加以变通和推广,巩固禁烟成果。
在张之洞的主持下,山西民众纷纷投入禁烟,交城代州的农民铲除罂粟,种植桑棉蔬菜。经两年努力,山西禁烟已有初效。自禁种后,“南滨黄河,北抵边外,或什去八九,或什去六七” [160]。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离开山西时,他曾函告继任者奎斌,希望对“罂粟应随时派查”,对临汾岳阳、交城等关键地区须派兵弹压,以作声势。但上述的种种禁烟措施在张之洞离开山西后即废止,戒烟局为税务局所替代。烟毒回潮,泛滥依旧。
尽管如此,张之洞的山西禁烟实践,毕竟是当时洋烟与土烟肆虐中绝无仅有的一场力挽狂澜的行动,不仅在中国禁毒史上留下了可贵的记录,也为山西后来的禁烟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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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印度鸦片进口的最高潮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国鸦片输入中国打开了大门。因此,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鸦片
鸦片贸易中心的北移五口通商以后的最初几年,广州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当时中英贸易占主要地位,而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从广州输往
为了鸦片再开战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英国资产阶级满以为这下总算打开了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市场的大门。璞鼎查(Pottingor)在英国议
破禁时代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政府并没有宣布禁烟令无效,相反,也曾在某些场合重申过继续禁烟。如1843年秋,道光帝颁发上谕:“
英帝国的战争喧嚣当虎门升起焚毒之烟时,英国的鸦片商人正在策划发动一场对华战争。1839年8月7日,颠地为首的鸦片贩子在伦敦召开会议
弛禁与严禁之争鸦片大量输入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严重恶果,逐渐引起统治者的重视。1836年6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鸦片烟例禁愈严
广州为中心的南方毒况根据道光初年各地的报告,外国鸦片贩子联合中国的毒贩、腐败官吏兵丁,建立了几乎遍及全国十八个省的贩毒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