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禁烟运动的再度发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后,大量举借外债向日本等列强支付巨额赔款,致使财政空虚,每况愈下。在此大背景下,清政府不断增加对鸦片的税收以支撑危颓的财政。1905年,清政府决定改办“土膏统捐”,规定每百斤鸦片收银由原先的60到90两增加至115两,由户部设局征收。两年之后全国的土药税额增加至900余万两,几乎相当于当年厘金实收额的一半,远远超过1900年的180万两。[49]

但是自戊戌维新开始,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已自发地组织起来呼吁禁烟。维新派人士在维新变法时期于日本设立戒鸦片总会,在上海、广州、香港及澳门设有分会。1900年以后,又出现了无锡戒烟局、羊城戒烟社和福建去毒社。1905年5月,福建去毒总社成立后首先组织调查队,搞清鸦片的贩运、销售、吸食的情况,然后协助在州县设立禁烟局,取缔鸦片窝,并把吸食者送进医院进行戒烟治疗。1906年,该社又举行集会,游行焚烟,大造声势。[50]

外国在华传教团体也相当关注中国的鸦片问题。1890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在华各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通过了《禁烟之议案》,坚决反对继续进行鸦片贸易,并建议中华医药传教会设法制止吗啡等所谓戒烟药物的销售和滥用。会后苏州传教士杜布斯组织了禁烟联合会,因该会会址设在苏州,故又称之为苏州禁烟会。1906年8月,杜布斯会长将有1333名传教士签名赞同的请求禁烟的呈文递交两江总督周馥,请其转呈光绪帝。[51]有位史密斯牧师在其著作《中国的特点》一书中指出,鸦片“比战争、饥荒和瘟疫加在一起的危险还要大,更能致中国人于死地”。[52]

当时的中国经销土药、洋药的“鸦片烟贩随地皆是,错杂民居,核而计之,约得十与一之比例。无论山乡僻壤,甚至不成聚落之地,操此业者必有数家。入其室横陈其间者,曾无虚榻”。[53]贩烟吸毒的情况确实是十分严重的,中外人士的禁烟言论和行动绝非无事找事,也不是小题大做。1906年9月,光绪帝在中外舆论的促进下,经过大臣们的反复讨论,权衡利弊得失最终发出了禁烟上谕。光绪帝指出:“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沈痼而蹈康和。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其应如何分别严禁吸食,并禁种罂粟之处,著政务处妥议章程具奏。”[54]11月30日,光绪帝批准下发了政务处提出的《禁烟章程十条》,《章程》勒令各城乡镇的烟馆在半年之内一律停歇,烟膏店必须注册登记,每年停歇一批,10年内禁绝。1907年,清政府又颁布了《管理售卖膏土章程》《购烟执照章程》,规定只有各省设立的土市公行才是百姓合法买卖鸦片的机构,民间所有的鸦片交易均须经过土市公行,否则以走私论处。根据新出台的公行制度,清政府有了实际管理民间鸦片贸易的可能。同年冬,为了强化管理,在新定的《新刑律》中明确列有鸦片烟罪。

光绪帝死后新继任的宣统帝于1909年初新颁《禁烟条例》,规定凡栽种罂粟,制贩大烟,设烟馆制烟具等均处有期徒刑。同年清政府正式宣布禁止吗啡进口。当年海关报册显示,吗啡的进口从以前的一年四五吨猛降为只有数两。绝大部分的吗啡改走走私的渠道。[55]

重新开始禁烟后鸦片税锐减,清政府先后出台了土药统税、印花税、盐斤加价等加以凑抵。1909年,清政府发表上谕,表示宁可牺牲鸦片税也要禁烟到底的决心。上谕宣称“国家财用虽绌,岂恃此鸩酒漏脯以救饥渴,而不为吾民除此巨害耶”。[56]

清政府在严令各地禁种罂粟的同时,又在各地限时关闭土行烟馆。四川于1907年2月成立戒烟总局,“谕令所有烟馆,自本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六月底止,与贩卖烟具者一律歇业”。[57]江苏原有熟膏店12790家,到1909年初已减少到2830家,仅苏州一地就关了1960家,宝应县也关了千余家。京师、天津、福州、广州和贵州的烟馆大多在1907年关闭。但据1907年8月14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中国外务部的照会称,有旁观者谓,华官“所闭烟馆亦唯改而售膏,是以吸食鸦片之人,未尝有减”。[58]至于对禁种禁吸各省官方互相观望,很少采取实际的行动。更有甚者,从1909—1911年陕甘总督长庚只知征税,对鸦片的种、运、售、吸一概放任不禁,致使当地烟土远销京、沪、冀、豫等地,省城兰州一地烟馆就多达300余家。[59]锡良担任云贵总督时,在省城搞了禁烟局和分局,但对外县只发布告,不采取实际行动。1910年,鸦片烟瘾极大的李经羲继任云贵总督后,禁烟便不了了之,连禁烟局也无形中解散了。[60]

某些地方官员的虚应故事使禁烟运动打了折扣,鸦片商人的反抗更是直接破坏了禁烟运动。

1907年4月18日和24日,江苏苏州、常熟各烟馆因4月13日膏捐加价,举行罢市。在这之前苏州还有一次未遂的烟馆请愿活动。先是4月10日,苏帮郎子封率先邀集城内外同行在苏州同春茶馆商议抵抗。4月12日,郎再次邀集苏、广、汴三帮同行1900余人分别在同春、玉壶春茶馆集议,当场与广帮陈复昌拟就反对加价公禀,称“各烟馆歇业后,并无别业可图,应请让捐展缓闭歇”,并预定次日清晨聚众请愿。事为官方侦悉后予以禁阻。[61]

同年10月,直隶鸡泽、广平两县开办洋药统捐,引起烟馆罢市,局员被放逐。[62]

1908年11月,湖南常德的土贩竟然持械闯卡抗捐。[63]

1909年2月25日是武汉土业领取官方牌照之日,当天汉口各大土庄遵章领取牌照后照常营业,但“各小土膏店决计不领牌照,并发传单令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同业一律于初七日(26日)罢市,又派人去仍在营业的土庄滋扰,逼其随同罢市”。又有无赖多人,在街守候,见有自行售卖者,立毁其店。武汉官方当即示谕,以2月27日为限,“至期不开,即著缴照,永远停歇”。届期土行中凡“资本较巨者,遂一律开市,并请警局派勇守门,以免被扰”。[64]一场风波至此基本化解。

从全国而言,上述烟贩的对抗并没有引起大范围的波动,因而只是一股小小的逆流。它根本无法阻止禁烟运动的继续进行。1911年全国各地土药统捐局的裁撤标志着清政府再次发动的禁烟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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