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假设肿瘤的病生理性微环境是诱变产生的,从而可促进肿瘤演进。Wilkinson等人首先证明了在肿瘤的微环境中存在着诱变因子[ 6 ]。他们通过在6‐硫鸟嘌呤存在的条件下培养移植的MN‐11鼠纤维肉瘤细胞来测量标志基因‐hprt(次黄嘌呤‐鸟嘌呤磷酸核糖转移酶)基因在体内的突变率,通过G‐418筛选来区别肿瘤细胞和宿主细胞。Reynolds等人利用携带有可报告突变的重组的基于染色体的λ噬菌体穿梭质粒的致瘤性细胞系研究了缺氧的诱变性[ 7 ]。所以,Reynolds等人指出实体瘤的微环境条件是可诱变的。因为这些基因编码蛋白的量的变化和肿瘤细胞获得转移表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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