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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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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一词的出现

尽管宋、元时期,人们对罂粟的医学功用已相当了解,但那时尚无“鸦片”一称,也还不懂得鸦片的制法。明代时期,四川、陕西、甘肃以及贵州等地都植有罂粟。1638年,徐霞客在贵州贵定县发现大片的罂粟花盛开,十分欣赏,他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盛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也。” [31]时人栽种罂粟主要是为了观赏和药用,直到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8年),才有了制作鸦片的记载。

王玺在《医林集要》中记载:“阿芙蓉是天方国种红罂粟花,不令水淹头,七八月花谢后,刺青皮取之者。”又云:“鸦片治久痢不止,罂粟花花卸结壳后三五日,午后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十余处,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内,阴干,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温水化下,忌葱蒜姜水,如热渴以蜜水解之。” [32]

这是中国有关鸦片制作的重要记载。王玺作为封疆大吏,曾任甘肃总督达二十余年,在那里他有可能长期与穆斯林接触,从他们那里了解阿拉伯的物产、医术、习俗等。他的记录是极为重要的。其后有名医李挺的《医学入门》,书中写道:“鸦片一名阿芙蓉,即罂粟花未开时,用针刺十数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内,待积取多了,以纸封固,晒二七日,即成鸦片矣,性急可多用。”从这两则记录可以判断,那时的医家已懂得取罂粟之液,制成鸦片,配作药剂了。张时徹于1550年完成的《摄生众妙方》中记载,用鸦片、黄连、木香、白术合为“治痢疾良方”,“服此无不止之”。 [33]

“阿芙蓉”一词是从阿拉伯语Afyun音译而来的,而“鸦片”一词的直接来源,一般认为是英语Opium,其同义词还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别称;但也有认为可能是阿拉伯语—波斯语Afyun的音译。最常用的是“鸦片”一词,而在受伊斯兰教影响较深的地区,如云南,直到民国时期仍称芙蓉,芙蓉即是阿芙蓉的简称。另外,罂粟的别称还有藕宾和苍玉粟等。 [34]

综上所述,中国人知道罂粟至少已有1300年的历史,懂得罂粟的药用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而会制作鸦片也已有500余年的历史了。

《本草纲目》中的鸦片

王玺的《医林集要》行世百年后,伟大的医学大师李时珍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成就,编成《本草纲目》,这部成书于万历十四年(1584年)的医学巨著,详细记载了关于罂粟与鸦片的知识。李时珍把“阿片”作为正名。而把“鸦片”作俗名解。至于阿芙蓉,他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阿,方音称我也。以其花色似芙蓉而得此名。” [35]

明代时,中国人对鸦片的医学作用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李时珍指出:“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晨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采集方法与后来完全相同了。根据李时珍的调查和实践,鸦片可以用来治疗各种泻痢、风瘫、百节病、正头风、痰喘、久咳、劳咳、吐泻、噤口痢、热痛、脐下痛、小肠气、膀胱气、血气痛、胁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儿慢脾风等二十余种病痛。有趣的是李时珍还告诫说:赤痢须用红花罂粟,而白痢须用白花罂粟。

另外,李时珍已记载了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他指出,鸦片“能涩丈夫精气”,因此“俗人房中术用之”。

从《本草》来看,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仍属于药用范围,鸦片制成,尚没有流变为瘾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术用之”的事实,已明白无误地表明,时人已懂得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并且借助它的药力来纵欲了。从中我们已可窥见明代衍变中的风气了。

“乌香”与明神宗

明代时,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浆取鸦片,但主要来源仍采自国外。当时的东南亚一带,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导,多种植罂粟。《明会典》载:暹罗、爪哇、榜葛赖等地多产乌香,即鸦片,他们时常将“乌香”即鸦片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皇帝。据史书记载,暹罗国曾进贡给中国皇帝200斤乌香,给皇后100斤。 [36]直到民国时,有些地方仍称鸦片为乌香。

由于鸦片有奇效,因此它才成为外国向中国输入的重要商品。明政府已将它列入纳税之药物,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鸦片首次被列入关税货物的范围:“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 [37]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货物抽税现行则例》中规定:每10斤鸦片的税银为1钱7分3厘。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多,民间渐出现了吃鸦片者。成化年间(1465—1488年),已有街市上贩卖鸦片的记载了。到了正德年间(1506—1522年),在广东、福建沿海,当地富绅地主食用鸦片已屡见不鲜。

鸦片是一种成瘾物品,一旦成为社会供应物,其需求量必急速上升,故随着吸食者人数的增多,鸦片的价格也直线上涨。有时因需求太大,价格奇昂,竟至于一两黄金换取一两鸦片。 [38]明代后期,不仅民间食用鸦片日众,而且在京城与宫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续绀珠集》记载,郑和之徒自西洋携回“碗药”,当时中贵多嗜之。这“碗药”,就是鸦片。

鸦片特有的醉生梦死而飘飘欲仙的舒畅感,令朝廷贵族为之倾倒。甚至连皇帝也不能免。徐伯龄的《蟫精隽》曾说,宪宗曾令臣下出而收买鸦片——“合甫融”:“成化癸卯,尝令中贵出海南、闽浙、川陕,近西域诸处收买之。其价与黄金等。” [43]究竟是万历自己求取,还是“奸臣”有意用毒,尚待研究,但万历皇帝是个鸦片瘾者,应是一个事实。这一论断亦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成就所证实。1958年中国考古学界对定陵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后,科学家对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头盖骨作了化验,发现有较多的吗啡成分残留。

也就是在万历皇帝时代,一位官员最早明确记载了中国人自己生产鸦片。他就是谢肇淛,曾任广西右布政使,在云南为官时,他写过《滇略》,在这部云南风情录里,他写道:“哈芙蓉,夷产也,以莺粟汁和草乌合成之。其精者为鸦片,价埒黄金,可疗泻痢风虫诸症,尤能坚阳不泄,房中之术多用之。然亦有大毒,滇人忿争者,往往吞之即毙。” [44]可见,那时的云南已有制造鸦片的。

烟草与鸦片

鸦片的早期流行,一定程度上与明末禁吸烟草有关。烟草原产于美洲,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烟草后,烟草逐渐传入欧亚大陆。约在万历年间(1573—1619年),烟草由菲律宾传入台湾、漳州和泉州地区, [47]。烟草的地位竟与米、面、油、盐、酱、醋、茶相并而列,可见其影响之深。

烟草的吸食方法除鼻烟外,主要分旱烟与水烟两种。关于旱烟烟筒的起源,史家一般认为出自美洲。1535年出版的《印第安通史》说:印第安人的酋长使用一种状如丫的管子,将有丫的两端插入鼻孔,在管子的另一端装着燃烧的烟草。英国在17世纪中叶已使用长杆子小窝窝的烟斗,形状类似清代延续至今的旱烟袋。后来其风习传入荷兰,遂使荷兰人吸烟日盛。1689年荷兰王子威廉二世同玛丽结婚而戴上英国皇冠时,嘴上仍叼着他的长杆旱烟袋。荷兰人来东方殖民后,旱烟传到东南亚,又从那里传入中国。初中国人用竹管吸食, [49]。后其风日烈,公共烟具化为无数私人携带物,人手一具,泛滥于社会。

水烟法传说首创于土耳其。那时的国王苏丹深居宫闱,嫔妃们每天簇拥着抽水烟袋,享人间荣华。又有一说创于波斯。那里的人们发明水管吸烟法,用水来过滤烟草的毒素,一时大受欢迎。后来,水烟传至阿拉伯,而阿拉伯人又传入南洋群岛,逐渐遍及东方各地。波斯人用青铜或紫铜制作烟筒,印度人则喜欢用可可壳或泥土做的烟具。

水烟袋稍晚于鼻烟、旱烟而传入中国。据《食烟考》载:“水烟者,起于甘肃之兰州。兰州五泉山下产烟草。既制必隔水吸之,入腹而后吐,醉人尤易。其器曰壶,其烟必瓷锡器盛着抽水烟袋,盖湿食也。” [50]

明末吸烟已遍及大江南北,崇祯年间(1628—1644年)有大臣奏曰:百姓到处喊吃烟,“烟”“燕”相通,吃“燕”(北京)岂非造反?于是,崇祯十年(1637年)诏令全国禁止吸烟。翌年又令:“凡私有兜售淡婆姑及售与外人者,不论多寡,均斩首示众。”禁令极严,有一进京赶考的举人就因携带烟草而被砍头,此后令禁更甚。崇祯十三年(1640年),又下令民间私种者处刑。

然而,众多的吸烟者烟瘾已经养成,烟草被禁后,鸦片便成了最为便利与合适的替代品,更何况在此以前,已有许多人将烟草与鸦片混吸了,从而大大刺激了鸦片的流行。1793年8月16日,英国马戛尔尼使节团到达通州,该使节团的秘书乔治·斯当东(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记录道:“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空闲的时候,他们就吸烟或者嚼槟榔。他们有时把一些香料放进烟内,有时放进一些鸦片。” [51]

鸦片盛行的另一原因是统治阶层的示范效应。明中叶后,外国鸦片数量大增,从史料来看,鸦片最早由外国进口,接风气者,自然是皇宫的贵族。当时,人们视鸦片的不可名状的欣快感为神奇,故将它作为一种高雅耗钱的娱乐,有钱者自然步趋,所以它是以一种高级享受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社会的。但这种“享乐”的特殊在于它的成瘾性。时髦数次之后,即欲罢不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示范效应”的结果,却是统治阶级始料不及的。明中叶后,鸦片由药用品而衍变为享乐的奢侈品,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由先进变为落后的历史进程。

另外,鸦片使用方法的改进,也刺激了鸦片的消费,这就是吸食法的推广。

鸦片食用方法的变迁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已有煮佛粥、磨乳汁、服生鸦片等用法。此外,在国外还有一些其他用法,如法国人用罂粟榨油,据说香美无比;印度人一般取干鸦片制成饼,嚼食款客;作为药品,则是将鸦片和以白糖、藏红花等混合制成药丸吞服;也有把鸦片融在开水里服下;英国人则喜欢喝鸦片茶。

尽管方法各种不一,但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人类基本上只知道生食鸦片;直到17世纪,苏门答腊人变生食为熟吸,才完成了鸦片吸食史上的飞跃性的变革。

苏门答腊地处热带,中世纪时,因缺医少药,霍乱瘟疫流行。自阿拉伯人将鸦片传入后,因它能缓解病痛,祛湿避瘴而受到土人的欢迎,鸦片即很快流行起来了。富者服用上等鸦片,而贫寒之家则将罂粟的花枝茎叶磨制成劣等鸦片,溶入开水中服用。 [52]

到了17世纪前期,苏门答腊人取鸦片浆液蒸熟,再滤去残渣,与烟叶混合制成丸子,然后放在竹管里就火吸食,有些人则只吸鸦片,从而形成了吸食法。

时荷兰人入侵东南亚,从印度等地运来大量的鸦片,使爪哇一带的吸食鸦片之风渐盛。此后随着殖民者的东进,荷兰人把鸦片连同吸食的方法传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同时,在爪哇一带经商的中国人也将鸦片吸法带回台湾、厦门等地,“自兹以后,我国人遂沾染吸食鸦片恶习”。 [54]但是,至迟在乾隆年间(1736—1796年),中国人已流行用烟枪吸食鸦片了,是年出版的《台湾采风图考》,已明确记载了鸦片吸食法。

吸食法的传播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后果,在此以前的生食法,因进入人体的吗啡毒素较少而危害较轻;而吸食法使吗啡毒素深入肌骨,危害加深;不仅如此,吸食法使鸦片那种忘却烦忧、自我麻醉的舒畅感得以充分展示,从而深得追求者的青睐,称赞鸦片的好处在于“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沈沈,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 [55]。这样,使用者对鸦片的依赖性也就大大加深了,而一旦成瘾,则难以戒除,这样就使得鸦片烟毒越来越广,并且最终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甚至使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家蒙受了难以估量的耻辱与灾难。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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