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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租界:中国第一毒窝

法租界“烟”雾弥漫

自19世纪50年代起,鸦片贸易一直是上海的主要行业之一。不仅是洋烟倾销的最重要的市场,而且自土烟出现后,又成为国产烟土的集散地。无论是南市、闸北,或是法租界,还是公共租界,到处都是土行密布、烟馆林立。随着清末中国的禁烟,英国迫于压力,自1909年起在公共租界实行分阶段的禁烟,到1914年界内的烟馆才基本关闭。从此公共租界的繁华“烟景”不复再现。这时,历来藏污纳垢的法租界虽也曾虚应故事,限界内烟馆在8个月内分4次抽签关闭,实际上挑膏店与土行依然如故;不仅如此,法租界还抓住公共租界禁烟的良机,向土业巨头发出邀请,于是,各种土行、烟馆、燕子窠等纷纷南迁,从而促进了法租界鸦片行业的空前繁荣,使它成了中国乃至世界上烟毒最烈的鸦片黑窝。

在法租界的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附近的中华里、宝裕里、宝兴里一带,是闻名遐迩的烟土中心市场。如中华里的伟记、宝兴里的怡成、紫来街的郭煜成、老源余、郭源茂等皆是其中的名店。而菜市街、八仙桥一带也土行林立。直到1925年还有郑协记、三兴、泰丰等36家大土行在营业。

为了应付舆论,法租界宣布烟馆一律停闭,实际上部分转入地下,而私设的烟铺——燕子窠应时而起。燕子窠比烟馆略小,陈设也较简单,当然价格也比烟馆要便宜,它满足了上海数十万瘾君子的需要,因此风靡一时。1926年时,法租界的燕子窠至少已有6000家,次年又增加到了8000家。法租界鸦片业的畸形繁荣,使公共租界也颇为眼红,土商曾向工部局条陈说,公共租界因禁烟每年损失200万元的财政收入,要求开禁,土商还进一步指出说,鸦片业的兴旺还可使一般富户麇集界内,蓄肥水而不外流,对租界的繁盛将有很大的作用。 [63]公共租界当局虽不敢明目张胆地开禁,但界内的地下贩毒活动,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如此繁荣的鸦片业,并非只有土行烟馆在支撑着,其背后有三大支柱:租界当局、军阀以及青帮流氓黑社会。

聚丰贸易公司

聚丰贸易公司是皖系军阀开设的贩运鸦片的机构。1917年9月,皖系首领段祺瑞派卢永祥为松沪护军使,卢永祥便和得力干将何丰林一起,与上海的潮州帮鸦片商人合作设立聚丰贸易公司,大做鸦片生意。1919年8月,卢永祥升为浙江督军,何丰林补任松沪护军使,生意越做越大。该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基本上都是潮州鸦片商人合股的;公司的业务名义上是经营房地产,实质上从事贩运鸦片。有关聚丰公司的具体业务及其与上海流氓帮会、内地军阀的关系,在“江浙战争”一节中已有所涉及。

皖系军阀原来与上海的帮会流氓并无什么联系,双方因张啸林的中介以及鸦片的共同利益,才勾结在一起。张啸林原名小林,发迹后,因属虎,取意“猛虎啸于林”而更名寅,号啸林。1877年,张生于浙江慈溪,早年考入杭州武备学堂,与张载阳为同窗好友,因好逸恶劳而沦为职业流氓,后到上海拜青帮大字辈樊瑾成为老头子。这时张啸林的好友张载阳因投靠卢永祥而平步青云,先后出任浙二师师长、浙沪联军第三军军长及浙江省省长。张啸林遂通过这位地方政要而结识了卢永祥和何丰林,并谋得浙江督军署驻沪督察长的职位, [64]同时,结识了上海的流氓头领黄金荣。

黄金荣字锦镛,祖籍浙江余姚,生于苏州,后迁至上海,曾在法租界与华界交结处的郑家木桥地区为非作歹。1892年应聘任法租界巡捕,后凭借其亦匪亦警的双重身份而形成控制法租界的庞大流氓集团。 [65]

1921年,号称四大公子之一的卢永祥之子卢筱嘉到黄金荣所开的老共舞台听戏,因对黄钟爱的名伶露兰春喝倒彩而与黄发生冲突。后经张啸林的调解,双方不仅和解,而且沆瀣一气,联手合作贩运鸦片。从此,皖系军阀所掌握的土烟可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最大的毒窟上海法租界,而黄金荣集团也可通过皖系军阀把控制的洋烟运往各地,军阀与流氓的这种联合,使贩毒事业大大地推进了一步。1923年8月的《字林西报》在报道聚丰贸易公司时指出:“据确实消息,上海于近五六年中,确有一大私土贩运收费之机关,活动不已。其范围甚广大,闻有许多著名华吏,与租界内一西人团体,会同经营此事……上述之机关,据云专门收费,其中人物,闻有中国武人、警官、文官、查烟员及租界巡捕与流氓等。”上海的中文报纸也曾揭露军阀与流氓合作贩运鸦片,包括“某长官及租界内之张、戴、谢、杜、沈、季、郭、郑并得名‘松江老板’等多人”。

青帮与鸦片业

辛亥革命以后,上海社会出现了持续的、暗无天日的局面,帮会及黑社会势力趁机毫无顾忌地壮大起来,其所从事的主要勾当就是贩卖鸦片。

以沈杏山为首的青帮团伙是公共租界最有势力的青帮势力。沈杏山纠集季云卿、杨再田、鲍海筹、郭海珊、余炳文、谢葆生、戴步祥等,号称“八股党”,逐渐控制了公共租界地面。起初,他们专门组织流氓抢劫潮帮的鸦片,后来与潮帮土商谈妥,由“八股党”收取保护费,包接包运。“八股党”遂以钱财打通上海两大缉私武装——水警营和缉私营,暗中化装沿途保护。同时,又在捕房内的徒众的配合下,“八股党”与租界警务处合伙,定期给捕房俸禄。于是,“八股党”依靠强有力的青帮势力及土商、军警、租界的背景,逐渐垄断了上海的鸦片运输业:他们从吴淞口外承接鸦片运至公共租界各土行,然后再将部分鸦片保护出境。运土的方式是非常奇特的,这些人算准了每夜黄浦江涨潮的时间,把装满烟土的油布麻袋,一只只丢入江里,这些麻袋浮在水中,随着湖水的倒灌而漂向上海。在这些烟土麻袋的漂流过程中,沿途均有“八股党”的徒众打手电筒为信号护送照应。麻袋冲到杨树浦时,早已有人等候,他们用竹竿挠钩将麻袋钩上岸,江中也有舢板接驳。由于“八股党”的势力强大,因此几乎垄断了整个的上海鸦片承运业。

对沈杏山为首的“八股党”的异军突起,身居法租界流氓头目和巡捕房探长之位的黄金荣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他责成刚入黄公馆但却精明能干的杜月笙负责争夺鸦片的提运权。杜月笙立即从十六铺、郑家木桥等处招来了顾嘉棠、高鑫宝、叶焯山、芮庆荣、杨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8人,这8人均各有特长,是流氓团伙的头子,平日散居各处,但号令集合后,便可组成一支人数可观的队伍,人们将该帮称作“小八股党”。

在争夺鸦片提运权的较量中,杜月笙精于筹划的特长充分显露,每次行动前均周密调查,妥善布置,然后闪电般出动,又狡兔式逃逸。抢土的地点在“大八股党”(即“八股党”)从杨树浦到原英租界的途中,杜月笙常常利用月黑风高、雨雪交加之际,看准时机,出动精兵强将把鸦片夺下,然后转弯抹角地运入秘密机关三马路(今汉口路)的潮州会馆,将鸦片放入空棺材里,伺机再运回法租界。

由于杜月笙的老谋深算、骨干队伍的精悍勇猛以及无处不在的探目眼线,“小八股党”迅速成为上海黑社会中一支剽悍凶猛的突击队。在其打击下,沈杏山集团的鸦片护运权开始动摇,再加上迫于舆论的压力,公共租界加强了禁烟管制,潮帮土商纷纷寻觅新的地盘。这时,法租界当局乘机频频招手,以优惠的税收条件、黄金荣集团的有力保护相吸引,于是,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山东路麦家圈一带的大小土行,开始向法租界作历史性的转移。黄金荣抓住这个机会,要求法租界当局允许烟土公卖,得到法国总领事的认可,这样,一个著名的贩毒机构便由此诞生了。

空前绝后的三鑫公司

1918年,黄金荣联络法租界当局、潮帮土商以及流氓帮会成立“三鑫公司”,又称“三星公司”(该公司发出的鸦片印花就印着“三星”)。其名一是得自发起人黄金荣、杜月笙(字镛)和金廷荪的名字里都有一个金字;二是他们希望能以土易金,日进斗金。三鑫公司以杜月笙为总经理,张啸林和金廷荪为副总经理;黄金荣因担任法租界捕房的职位而不便公开露面,而做了后台老板;巡捕房总巡费沃里也在幕后支持。公司的职员有百余人,公司设在法租界山东路维祥里(今山东南路金陵东路口)。办事处有二,一为自来水街宝成里(后为宁海东路90弄2号);二是靠近黄金荣钧培里公馆附近的格洛克路(今柳林路1号,已拆除);还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建立大型鸦片仓库(后该处建成杜月笙公馆,今为东湖宾馆)。

三鑫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中外鸦片烟商提供保护,并收取费用。当时有21家潮帮土商加入了公司,资本额为270万元。三鑫公司主要经营的是川土、北口土和波斯土。川土从宜昌运来的,在隆茂码头提取,从汉口运来的在大阪码头提取;北口土在怡和及金利源码头提取;波斯土则在高桥的东海滩提取。提货由公司职员在巡捕的保护下进行,公司的飞龙汽车队负责运送,沿途有安南巡捕武装押运。鸦片入库后,由公司和捕房分别开条盖戳,并从土商那里得到保护费,保护费通常是鸦片总值的10%。土商们缴纳了保护费,就如同向保险公司保了险一样,如鸦片被抢劫偷盗,即由公司照价赔偿。

公司的另一业务是垄断法租界的鸦片交易。它与法租界当局规定,凡界内销售的烟土,都必须贴上公司的“三星”印花,否则不准出售;公司出卖印花可以得到大量收入。鸦片商人虽要缴纳保护费和印花税,但却可避免令人头痛的鸦片失窃,并得到租界和流氓的双重保护,而这笔钱可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去。因此他们都乐意依附在三鑫公司的门下。

法租界的烟馆燕子窠也是三鑫公司的禁脔。公司规定对各烟馆燕子窠进行保护,每盏烟灯须向公司缴纳“烟枪捐”,公司将保证其正常营业,一旦发生烟馆燕子窠遭流氓骚扰或巡捕冲击事件,公司将全额赔偿其损失。公司雇用几十名流氓为检查员,专门到各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发现少报隐瞒,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公司还直接参与鸦片贩卖。它实际上成了包销鸦片的超大型土行,由于它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实力,使它能够操纵鸦片价格的涨落。与此同时,三鑫公司单独或与土商合伙把鸦片贩往各地。这一业务由张啸林负责与松沪护军使何丰林、松沪警察厅主任秘书刘春圃、镇守使署秘书长江干廷、缉私营统领俞叶封等联络。

三鑫公司刚成立时,“大八股党”的沈杏山曾纠徒反击,双方展开激烈的智斗和力战,但每次都因沈杏山实力稍逊而败北,后由杜月笙牵头,黄金荣与沈杏山结成了儿女亲家,平分鸦片利润,才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1923年,潮帮土商因不满三鑫公司的独占而与青帮大字辈通海镇守使张镜湖联手,开辟鸦片新线路:鸦片从公海运到长江北汊的启东海门,然后用小船接到苏北,再转运各地。一时,三鑫公司收入锐减。但好景不长,次年,江浙战争爆发,孙传芳占领上海,湖帮的运土线路就此被卡。最后,潮帮土商只得再度屈膝于三鑫公司,在它的保护权下分得余利。

就这样,黄金荣集团凭借着流氓帮会的巨大能量,以及租界殖民者和军阀的背景,使三鑫公司生意兴隆,门庭若市,不仅独占了法租界的鸦片市场,而且还渗透到公共租界,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公共租界的地下鸦片市场。对鸦片业的垄断,给三鑫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其年收入究竟有多少,因其营业的隐秘性质,没有精确的统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史料中得出接近真实的结论。1928年8月的《字林西报》曾载文披露,公司的成员“有中国武人、警官、文官、查烟员及租界巡捕与流氓等”,“近来私运之范围渐大,每月吴淞一处上岸之土,在一千箱以上,每箱平均二千八百盎斯,每盎斯该机关收费一元,每月收入有二百五十万元,或一年三千万元之多”。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央财政一年收入的近十分之一。

这些巨款由与公司相关的各方分润。直接经营该公司的流氓帮会所得最多。在其内部按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来分配。所谓大三股即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三人,他们每年所得都在数百万元。中六股即金廷荪、顾嘉棠、叶焯山、芮庆荣、徐采丞等人,他们有的是三鑫公司的得力干将,有的是三大亨的铁杆亲信。小八股指部分八股党及其徒孙们都能从鸦片交易中捞到好处。

法租界当局是瓜分公司利润的另一股势力。鸦片税作为税收的来源之一,一直在法租界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法租界内,上至总领事、公董局董事、巡捕房总巡,下至一般捕员、小吏,按官位尊卑,均可分享鸦片余沥。仅总领事范迪尔每月到手的鸦片津贴就达18万元,而公董局、巡捕房等机构所得的也不少于该数。不仅如此,法租界还经常借口特别支出而打秋风,如招待法国麦兰将军等项费用也从鸦片所得中出账。

同样,中国政府及军阀当局也无一例外地分享鸦片的好处。无论是卢永祥、何丰林,还是孙传芳、张宗昌,对可坐享巨额银饷的三鑫公司均大开绿灯,并尽力保护,当然,三鑫公司方面也不时地襄助军饷,因而被军阀们引为知己。如黄金荣初被大总统黎元洪特授陆军步兵少校和侍从武官; [67]

烟赌娼和社会风气的奢靡

在军阀、黑社会和毒贩的经营下,民国之社会风气日趋奢侈。那个时代的名人政客,甚至学者艺人,亦多是瘾君子,如严复、杨度等。袁世凯的次子袁寒云,烟瘾极重,平时会客也在烟室里进行。重庆有一名律师吴学礼,不仅自己染有阿芙蓉癖,连妻子、父母也好此物,与其同院的小学校长刘锡安目睹此景,作打油诗曰:“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未起。川膏与云膏,一天几两几?一家五口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

自晚清以来,吸鸦片烟成了时髦的象征,人人以吸鸦片烟为有闲有钱的象征。在不少地区,以烟膏待客如同今日茶茗招待一样。如贵州省,“几乎家置烟灯,以为日常生活及供应酬客之必需品”。绥远省“以大烟款待客人,已成牢不可破之习惯”。 [70]然而,这种吸毒避嫖赌、保家产的方法并不一定有效。有个王姓山西富商担忧其子长大后嫖赌败家,在儿子12岁时即教他吸食鸦片。10年后,富商病死,其子因终日一榻横陈,没有任何理财治家之能力,最后,仍家产散尽,沦为乞丐。

吸食鸦片成了显示等第与阔绰的方式,于是,竞相效尤便是很自然的事了。社会各阶层无不以吸毒为时尚,吸食者的职业,政界占21.4%,军界占15%,商界占21.67%,学界占18.75%,劳动界占25%。 [72]据《四川月报》社的调查,在该省石柱县一初级小学里,几乎没有一人家中不抽鸦片;就是在这群10岁上下的小学生中,50名男生有46人吸食鸦片,在30名女生里也有一半以上吸食。很多地方的殷实之家,怕年轻的寡妇缺乏守节的毅力,而有意教唆她们吸毒。

下层苦力吸食鸦片的状况也十分严重。码头工人、人力车夫、拖船的纤夫、观光地的轿夫等,吸毒比例都很高。如城市人力车夫通常将其收入的一半扔入了鸦片烟馆或白面馆。工人中吸食毒品的现象也不在少数。以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为例,1939年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调查指出:“在工人中花样很多,假如各项分开来说,赌博是常见的坏习惯,嫖妓因多数工人家眷在沪,故不很普遍。抽鸦片烟的仍大有人在。” [74]

关于吸食者的排场与豪华,杜月笙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可谓代表作。经二十余年的发展,“曲蟮修成了龙”,杜月笙由浦东一个“瘪三”,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少将参议,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几十个银行企业的董事长、理事长等。1930年春,杜月笙集资50万元在浦东高桥兴造杜家祠堂,次年祠堂落成,杜月笙于农历六月举行空前的典礼。蒋介石、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宗昌等馈赠贺匾,中外来宾一万余人到浦东行贺礼,“四大名旦”“四大坤旦”等京剧名家唱三天堂会。席棚内摆开两千桌酒席、万余客西餐;还一字排开几十张烟榻,由杜月笙的御用装烟手郁咏馥负责,从烟馆内调来28个专业签子手,专门侍候客人抽大烟,三天里竟烧掉上等鸦片烟膏整整8000两。典礼共花去数百万银元。

烟毒的泛滥,使无数社会财富化为烟云毒雾。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烟毒达到最剧烈的程度。全国的8000万吸毒者,以每人每天平均耗毒资0.1元计,则一年便消耗29亿元,这一数字远远超出政府的财政收入。不仅如此,社会资金向毒品的倾斜,使城乡建设资金极其短缺,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地方经济的发展,以及正当娱乐业的拓展。烟馆与赌场、妓院相互为用,使烟赌娼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这些腐朽糜烂的销金魔窟,在疯狂吞噬社会财富、败坏社会风气的同时,又不断地为这个社会制造出无数的乞丐、失业者和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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