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TSU.TW
  2. 禁戒毒品
  3. 中国毒品史
  4. 南京国民政府的毒品泛滥

南京国民政府时的西南烟毒

毒品
« 上一篇 已是最后

世界第一的产烟规模

中国西南的云南、四川、西康和贵州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产烟区。原因之一是地方军阀的割据和封闭,原因之二是那里的土壤和气候极宜罂粟的生长。如云南,由于土壤、气候适宜,罂粟地几乎无县不有,部分地区的种烟面积总计140万亩以上。 [93]

贵州植烟区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二地区。尤以黔西的兴义、遵义、贞丰、兴仁、普安等地为最著名。贵州1932—1934年间,鸦片产量每年在7万担以上。西康自1924年由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开烟禁后,鸦片种植日益繁盛,几乎遍种罂粟。

少数民族地区的罂粟种植

西南少数民族烟毒炽烈的原因是地方政权逼令他们种罂粟,收大烟税。如1929年,政府在茂县县城内设有4家烟膏店,收购大烟,出售烟膏。再如云南勐海县的拉祜族,每户除要向政府上缴15两鸦片外,还常常被拉去垦挖罂粟地。再加上土司的税捐,于是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少数民族地区的鸦片烟毒日益加深。

云南潞西县的傣族,清朝时种罂粟者不多,到民国时已“普遍种植” [95]

白族是个善于经商的民族,云南白族最有实力的商人号称四大家族,即严、董、尹、杨,他们各自开设永昌祥、锡庆祥、复春和以及鸿三源商号。这些商号的业务之一就是贩鸦片,他们在重庆、武汉、上海和缅甸等地均设有分号,将云土运往各地以牟暴利。他们与云南地方政府及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均有密切来往。白族李懋柏的南裕商号,与昆明禁烟局局长田德泉勾结,与该局合作贩烟,在昆明、下关、重庆和上海等地设号开店,主要贩川土,因其规模宏大,一时有“川销滇茶,滇销川烟”之说。 [96]

西南少数民族种植罂粟的现象较为普遍。如分布于怒江畔的怒族,德宏的德昂族,四川盐源县的纳西族,金平县的苦聪人等,均种过罂粟,吸过大烟。哈尼族所处的滇南红河和澜沧江山区,极宜罂粟的生长,在民国时期,罂粟栽培面积大增。如红河县哈尼族近10万人,“几乎家家种植大烟”。这种情况的产生与土司强派烟捐有关。烟捐奇重,通常达到总产的半数以上,烟捐成为土司的主要收入之一,如红河的思陀土司,年收烟捐一项就达6万多元。 [99]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最高潮。连该民族最大的集市也称“烟会”,即以烟土为贸易中心。大烟与佤族人的生活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如结婚时,男方要向女方送大烟以为聘礼;民间借贷中,数量最多的不是钞票,而是大烟;市场交易从盐巴到奴隶买卖,均以大烟说价;奴隶买来后所从事的主要劳动,就是种罂粟。

20世纪20—30年代,布朗族人种植罂粟也达到了高潮。当时,地方政府通过头人收税,通常每户如大烟收入满10两者,须缴给政府。头人不仅从中抽取鸦片吸食,连放债也以大烟为主,债息达50%—200%。 [100]

1930年前后,地方政府向土家族宣传说“种一筒烟等于种十筒粮食”,而强逼每家种烟。每年5月,政府派员下乡“铲烟”,实际是抢烟,每保须交1000—2000两鸦片才能过关。于是,土家族、羌族被迫广种罂粟,从而出现了“烟花遍地,草与禾齐”的景象。抗战爆发前,罂粟的种植一般要占到耕地面积的70%。如茂汶县黑虎乡有耕地7110亩,罂粟地有4977亩,达70%。在农民的总收益里,大烟收入要占到60%—80%。 [101]比起其他农作物,大烟价值高得多,但农民收入并没有提高,其原因就是赋税沉重。种罂粟的农户要交“窝税”和“亩捐”,收割过秤时要交“秤捐”,鸦片入市要交“特捐”,吸食要交“瘾民捐”,开烟馆的要交“红灯捐”,每灯200钱。最为荒唐的是对拒种罂粟的农民要抽“代捐”(俗称“懒捐”)。在抽取烟捐时,一般都要有“附加”,如“印花附加”“地方附加”等,使平民饱受剥削。

地方政府和头人土司的残酷剥削引起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愤怒,1929年,茂县的羌族、土家族等民众数千人,为抗议政府的“烟厘金”制度,冲入县城,砸毁官办的烟馆,最后迫使政府取消了“烟厘金” [102]。此外,抗铲烟苗的斗争也层出不穷。

周西成统治下的贵州

周西成任省主席后,野心勃勃地扩军10万,庞大的军费便取自于烟。他勒逼农民种植罂粟,依土地的肥瘠每亩征收烟税30—40元。烟税收入在黔省财政中起决定作用。1933年,烟税收入为1250万元,支出为1820万元,烟税占支出的69%。 [103]

鸦片价廉,一两只需2角,因此,吸烟者如云。据估计,全省人口中,吸烟者约占三分之一。贵州军队之抽鸦片是出名的,以致人称黔军为“烟军”。

遵义地处川黔交通要道,南有乌江之险,北有綦江之固,土地极宜罂粟的生长,鸦片为特产,占全省产量的三分之一,因是黔省经济枢纽,税收占贵州的16.52%。遵义城就有土店167家,烟馆4500家,烟民175000人。

1931—1935年遵义地区产烟数量(单位:两)

年 份 鸦片数量
1931 2500000
1932 2610000
1933 2800000
1934 2950000
1935 2700000
共计 13560000

资料来源:《拒毒月刊》,第93期。

涪陵——鸦片之都

涪陵为万县至重庆间的重镇,地跨长江南北,与贵州接壤。民初黔军踞川时,输入大批鸦片,吸烟渐盛。后川军见有利可图,勒种罂粟,从此成为著名产烟区。罂粟占耕地约25%。

阳春时节的涪陵,不见蝶形的豆花、黄色的菜花,遍野都是“美艳”的罂花。几乎家家靠鸦片生活,人人从罂粟取利。种地的没有一户不植罂粟。又因烟土产量的增长,熬制烟膏的手工作坊也大批涌现。每年初夏,鸦片收割后送入作坊,便将烟土团制成窝窝馒头状,打上水印,另一面贴上金字招牌,然后放上一层白茯苓麦子,再用黄表纸包好入箱,每箱200两。烟土贩运有公开和走私两种。公开的到禁烟查缉处完税,每两缴1元多,然后取了封条可堂而皇之地运往汉口等地。走私则取旱路雇脚力走山道,偷运出川,势力大的武装贩运。县城里的商号没有一家不经营鸦片,如文树堂、王云辉、向对轩、兴诚、石百万、贺图关、徒达山、徒山多等,每家都有200—500担的进出。 [104]

涪陵县作物所占耕地比例

涪陵县作物所占耕地比例

资料来源:西华近代文献征集处:《四川农村崩溃实录》,1935年版,第4页。

涪陵的鸦片产量据官方统计,为23000担,本地烟税收入就达30万元。

1934年涪陵烟税

1934年涪陵烟税

资料来源:《拒毒月刊》,第90期。

实际上在军阀时代,涪陵的鸦片产量已达到4万担,烟税自然也要多得多。据统计,涪陵的烟税总额约为1300万元。 [105]非但地方的军费全赖烟税维持,即便是县政府的一切开支也全靠烟税支撑。

自蒋介石发动禁烟后,为逃避税收,哥老会、烟贩、破产的农民等纷纷铤而走险,加入贩私烟的行列。他们为多挣些钱,将私烟贩往重庆。从涪陵到重庆有6—7天的路程,每贩100两鸦片可获利4—5元。然而,所走多为山道,为避开禁烟局的缉私以及盗匪的劫掠,他们往往走夜路,因而时有失足跌死者。长州、涪陵、巴县三县交界处的五宝山,地势最为险要,数十年间,被土匪杀死的烟贩真是难以计数。

由于罂粟的扩种,历来是产粮区的涪陵竟需要输入粮食了。20世纪30年代,每年需要输入10万担大米。四川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粮调出省份,早已“粮价日昂,饥荒频仍,官廪私藏并形匮竭”。 [106]

鸦片——重庆三百六十行中的第一行

凡是与鸦片有关的行当,均是重庆最有生气、最红火的行业。重庆是西南名产川土、黔土和云土的输出要道,为国内最大的鸦片聚散市场。因此,土商云集,该城有半数人口与鸦片有关。主要包括以下各种人员。

军政禁烟人员。四川省禁烟总局设在重庆,各县设有禁烟查缉处或禁烟局。当群雄并起后,各地的禁烟长官均由驻军委派。禁烟所得是军政当局最为关切的事情。它包括:一、烟土出口或转口税。二、烟馆的牌照税。重庆的土店有150多家,而领照的烟馆多达2000多所,禁烟后烟馆多改称“谈心处”。三、烟馆灯捐,每盏月抽12元,全年144元。此外还有其他名目繁多的鸦片捐税。

各地土商。鸦片商人又称特商,早在1924年鸦片商人便组成特业公会,以维护其利益,成员有聚源长、济记、鑫记、三庆多、兴盛祥等百余家。到1929年改称川滇黔禁烟促进会,会长周介眉。为方便鸦片商人的资金周转,1931年,21军军长杨森命财政处处长刘航琛联合烟商成立新亚银公司。1934年又在重庆建立四川新亚银行,资本100万元,专办鸦片事务,人称四川鸦片银行。 [107]

贩运者有马帮、哥老会、土匪、贩夫、船运业等。贩毒之利丰可以说任何行业无出其右,正因为利丰,握掌大权的军政人物、四面八方的土匪强盗、三山五岳的帮会流氓,以及恶霸土豪、妓女赌棍、方士相师等,无不染指烟业,中华国民拒毒会曾调查17个省120个县的176名鸦片贩子,分析其社会属性主要有6类:第一类为商人,占23.8%,他们为逐利而铤而走险;第二类为警察和公务员,占6.2%;第三类为军人和退伍兵,占13%,这两项相加约占五分之一,他们多利用权力牟私,而且能量颇大;第四类为土匪、流氓、游民、青红帮,占37.6%,他们无疑是贩毒的主力;第五类为土豪劣绅,占9.1%,这些农村的恶霸也依仗权势胡作非为;第六类为烟民、水手、妇女、小孩、农民等,占10.2%,大多是为生活所逼或为吸烟所累。 [108]

土店烟馆经营者。重庆仅烟馆老板就达数千人。烟馆雇有枪手,又称“签子手”,专为客人打烟,没有工钱,靠客人小费生活。“签子手”要能做到打的烟“黄”“长”“松”。“黄”指烘调到恰到好处,色泽鲜艳;“长”如美女亭亭玉立,使人可以畅快吸食;“松”是不坚不实,吸时可以一燃到底。签子手有神手、高手、能手、庸手之分,他们或为流氓,或大家子弟堕落者,也有为绑匪作眼线的,大多有辉煌的鸦片吸食史,他们把财产、职业、荣誉、地位甚至妻子儿女,都一股脑吸入了烟枪的小窟窿后,只剩下一身的烟瘾和签子上的功夫。有的烟馆还雇有女签子手。当时,全川的签子手不下数万人,仅重庆一地,登记了的签子手就有3200人,未登记的达6000人。 [109]烟馆里还有说书的姑娘大哥、相命郎中等,长年也靠瘾客生活。

吸食者。在重庆有十余万人。成都有8000辆黄包车,每日分上下两班,共有车夫16000人,他们几乎都是鸦片瘾者。到青城、峨嵋的路上,春天罂花遍野,平日则烟土满市,供吸食鸦片的茅店排列不断。车夫们、轿夫们走不了多少路,一定要去吸“松香”(川人将烟客叫作松香客)。

涪陵的鸦片产量长期在年产1万担以上。1925—1929年间达到最高峰,每年仅输出就在10万担左右。此后,稍有减少,1929年为5万担,1932年减至1.4万担。 [111]

四川党部的烟灯

各路军阀征收名目繁多的烟税,如瘾捐。一些民众认为不入黑籍,却单尽纳捐义务,不如身入瘾界争取这吞云吐雾的权利,于是,全川黑气笼罩。

烟民爱烟如命,鸦片成了他们的第二生命。他们中很多是信奉菩萨的,便拿他们最宝贵的鸦片,涂满菩萨们的不言之口,于是黑的鸦片膏代替了红的畜生血。这种烟毒下的怪现象,在四川、陕西等地均可看到。

四川各地的国民党县党部,是领导民众的执政部门,它首先领导民众吸烟。办公处公然摆着几杆大烟枪,来人先过瘾,再议事。其余如公安局、教育局等亦均如此。甚至有些学校,上至校长,下至校工,都有烟癖;教师上课忽地烟瘾大发,丑态百出,不能终堂而宣布下课。连法官中也多有瘾君子,法庭开庭之中,突然停审吸烟,待法官过足了瘾再继续审理。 [115]

动物亦染鸦片瘾

在西南、西北等地,由于数十年甚至近百年烟毒泛滥,因此不仅人类吸食成瘾,连动物也在这黑风毒雾里熏染成瘾,出现了许多怪现状。

最常见的动物感染烟毒,可分为有意与无意。无意者是生活在土店烟馆的小动物,因长期受烟气熏陶,而逐渐养成了鸦片瘾。例如清末城市多鼠,在烟馆里生活的老鼠因世代熏染,烟瘾奇大。到禁烟时节,或烟馆主人破产,烟气消散后,老鼠们纷纷坠落,有的达数百只均有气无力,软瘫在地。与老鼠相同的还有家蛇。云南、贵州的富绅,大多全家吸烟,终日烟雾缭绕,屋内房上的家蛇便也有了烟瘾;俟主人全家外出,数日而归,便可见平时藏头露尾的家蛇横七竖八地软瘫在地上;但只要主人烟泡一燃,便昂首摆尾,缓缓游去了。还有人发觉家中烟膏渐少,便注意观察,原来所豢之猴,耳濡目染,不仅已上烟瘾,连挑膏烧泡也已熟能生巧了。《点石斋画报》曾记有一事,一广东人向有烟癖,吸食鸦片时,所蓄的猴子也每日里吞云吐雾,逐渐染有烟瘾。 [116]

还有的富户因每日吸鸦片,久之连家里的苍蝇也染有烟瘾了;主人偶尔外出,苍蝇们如同到了冬季,半死不活地飞不动;但等到主人一吸食鸦片,便立刻活跃起来了。

还有的是最初主人感到动物吸食鸦片烟有趣,而有意让动物吸食,从而形成了人兽共吸的奇特景象。给宠物喂鸦片烟是显示其富有的手段。北京有一曾姓的安徽商人,烟瘾奇大,终日横陈竹榻,养有一哈巴狗,也渐染烟瘾,主人便另设一榻,每日人狗对吸,分榻而眠。那狗的烟瘾也日益养成,若遇有来客也是瘾君子,要占用它的烟榻,便会板起狗脸,起而抗争。主人死,那狗即日就亡,因为再也无人能供其吸烟了。一天,上海宝裕里烟馆来了位少妇,旁有一条小狗,在不停地哀鸣。那少妇吸烟是不吐不咽,而与犬接吻,将烟徐徐吐入狗嘴,约二十口,然后离去,那小狗忽前忽后,跳跃欢叫。《点石斋画报》刊有《烟狗》一则,说上海一贵妇,每日自牵哈巴狗到法租界的烟馆,共享上等烟膏。 [117]可见在清末的大城市里,宠物吸食鸦片已不鲜见,到民国时代则更为普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毒患的加深。

也有些地区利用鸦片的成瘾性来训养动物。如川陕等地的牧童往往给牛鼻腔里喷鸦片烟,以使它能精神抖擞地耕种。饲养猫犬的人家给猫犬喷烟气,让猫能捕鼠,犬可守户。海南的种椰人养猴并使之吸烟,到摘椰子的季节,让猴上树摘椰,并以烟为赏。西南边地也有养猴的习俗,但猴子生性活泼,时常逃逸,于是主人让猴也染上烟瘾,从此,为一口烟瘾,猴子便永不逃逸了。

参考资料

  1. 《国民政府公报》,第3号,1925年7月。
  2. 《政治周报》,第3期。
  3. 《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3页。
  4. 转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5. 《拒毒月刊》,第12期。
  6. 《中国烟祸年鉴》,第1辑,第23页。
  7. 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第284页。
  8. 《拒毒月刊》,第15期,第32页。
  9. 《拒毒月刊》,第15期,第10页。
  10. 《拒毒月刊》,第16期。
  11. 《中国烟祸年鉴》,第2辑,第63页。
  12. 《拒毒月刊》,第16期。
  13. 《中华民国刑法》,中华书局1928年版。
  14. 《拒毒运动指南》,第162页。
  15. 《拒毒月刊》,第22辑,第7页。
  16. 《全国禁烟会议汇编》,上册,第40页。
  17. 《国民政府公报》,216号,1929年7月15日。
  18. 《中国烟祸年鉴》,第3辑,第13、24、25页。
  19. 《中国烟祸年鉴》,第3辑,第13、24、25页。
  20. 《中国烟祸年鉴》,第3辑,第24页。
  21. 陈雄:《新桂系统治下我所主办的广西“禁烟”》,《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22. 陈大猷:《1926年至1934年间的广东禁烟》,《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23. 《禁烟纪念特刊》,1935年6月出版,第115页。
  24. 《四中全会各建议案及意见书》,转引自赖淑卿:《国民政府六年禁烟计划及其成效》,台北国史馆1986年版,第42页。
  25. 《汉口法租界内的种种》,《武汉文史资料》第2辑。
  26. 《汉口法租界内的种种》,《武汉文史资料》第2辑。
  27. 《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第2章,第22页。
  28. 《陈果夫于1947年在中国农民银行股东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民银行《本行通讯》,第166期,1947年11月30日。
  29.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0页。
  30.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
  31. 转引自何引流:《中国的毒物问题》,载《中国经济论文集》,第2集,中国经济情报社1936年版,第37页。
  32. 黄嘉惠:《中国今日之鸦片问题》。
  33. 《南京中央夜报》,1933年11月2日。
  34. 《拒毒月刊》,第86期,1935年3月1日。
  35. 《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69页。
  36. 《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30页。
  37. 孙东明:《龙云统治云南时期的财政》,《云南文史资料》,第5辑,第33页。
  38. 《拒毒月刊》,第91、125期。
  39. 《拒毒月刊》,第125期。
  40.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100页。
  41. 《拒毒月刊》,第86期。
  42. 《拒毒月刊》,第113期。
  43. 朱顺佐:《邵力子传》,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
  44. 朱顺佐:《邵力子传》,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9页。
  45. 《祈祷和平》,《新闻报》1930年11月11日。
  46. 《甘肃文史资料》,第13辑,第73页。
  47. 赵政民主编:《中原大战内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页。
  48. 《满洲建国十年史》,第265页。
  49. 《热河禁烟总局档案》,4738,民国十七年。
  50. 《奉天商工会议所搜集有关黄显声查处汤玉麟私贩鸦片情报》,《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51. 《萧禀原与上海军实处》,载《土匪头子张宗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52. 吕伟俊:《张宗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53.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汇编:《一代枭雄韩复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
  54. 王成之:《宿县民众反抗烟捐琐记》,《安徽文史资料》,第7辑。
  55. 马凌甫:《刘镇华在安徽的反动统治》,《安徽文史选辑》,第12辑。
  56.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49页。
  57.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48页。
  58. 《陕西省1936—1937年禁烟禁毒工作报告》。
  59.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48页。
  60. 《拒毒月刊》,第83期。
  61. 《中国烟祸年鉴》,第3辑,第48页。
  62.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48页。
  63. 《拒毒月刊》,第91、23期。
  64. 《拒毒月刊》,第91、23期。
  65. 《中国烟祸年鉴》,第1辑,第8页。
  66.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50页。
  67.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114页。
  68.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42页。
  69.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114页。
  70.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1页。
  71.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3页。
  72. 《社会杂志》,第1卷第4期,1931年。
  73. 《禁烟委员会公报》,1931年4月、5月。
  74. 陈念枥:《红丸》,《人世间》,第20期。
  75. 《拒毒月刊》,第63、85期。
  76. 《拒毒月刊》,第63、85期。
  77. 《拒毒月刊》。
  78.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11、42页。
  79.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188页。
  80.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32页。
  81. 《拒毒月刊》,第93期。
  82.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42页。
  83.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11页。
  84. 俞宁颇:《中国鸦片流祸的概观》,《时事月报》,第5卷第4期。
  85.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56页。
  86. 《拒毒月刊》,第32期。
  87.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137页。
  88.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06页。
  89.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08页。
  90. 《鸦片与英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2期。
  91.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第209页。
  92. 《拒毒月刊》,第105期。
  93. 周钟岳:《新纂云南通志》,卷158。
  94. 《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册,第6页。
  95. 《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册,第12页。
  96. 《白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33页。
  97. 《哈尼族社会历史调查》,第72页。
  98. 《傈僳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6页。
  99. 田继周、罗之基:《佤族》,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100. 《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第24页。
  101. 《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4页。
  102. 《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08页。
  103. 《拒毒月刊》,第93期。
  104. 张光前:《四川涪陵贩运私烟记实》,《申报每周增刊》,1936年11月8日。
  105. 李珩:《涪陵大柏镇的鸦片经营》,《东方杂志》,第32卷,第14期。
  106. 《锡良遗稿》,奏稿,卷五,页四二八。
  107. 《四川文史资料》,第19辑,第96页。
  108.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24页。
  109. 《拒毒月刊》,第86、84期。
  110. 《涪陵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83页。
  111. 冯锦卿:《旧中国宜昌鸦片市场的点滴》,《湖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112. 陶亢德编辑:《鸦片之今昔》,第4页。
  113. 《拒毒月刊》,第86、84期。
  114. 《中国烟祸年鉴》,第1辑,第25页。
  115. 《拒毒月刊》,第19期。
  116. 《点石斋画报》,《乐集》。
  117. 《点石斋画报》,《行集》。

系统医学科普站点:天山医学院,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tsu.tw/edu/11423.html

中华皮肤病30年研究成果

心电图学一学就会

认识人体心脏,从解剖开始!

诱发心血管疾病的综合征

近视屈光激光手术矫正

适用于口腔科

做一个健康强健的男人!

智齿为萌出受阻的牙齿

内分泌与机体代谢医学

  • 特业、特货、特税
医学医院知识

南京国民政府的毒品泛滥

  • [AD]
搜索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