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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禁戒毒品
  3. 中国毒品史
  4. 南京国民政府的毒品泛滥

1927—1934年:烟毒顶峰时期

满地罂花映日红

自1917年后烟禁逐渐开放,罂粟的种植与日俱增,经10余年的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入近代中国鸦片生产的顶峰时期。它主要表现为罂粟的播种区域遍及全国各地,栽培面积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因此土烟的产量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东北:东北的辽宁、热河、吉林和黑龙江等四省大烟种植面积达600万亩。辽宁曾规定,上等县种烟3万亩,中等县种烟2万亩,下等县种烟1万亩,实际各县均大大突破,全省56个县,种烟达200万亩。 [56]

西北:陕西省的军阀规定每个县须栽烟800—2000亩,植烟区为全省耕地面积的75%,鸦片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90%, [58]1933年绥远省的鸦片也达到4326担,次年为3762担。宁夏罂粟占耕地面积的35%,1934年鸦片产量为1196担,次年竟增至7140担。甘肃除贫瘠之地外,每县都植有罂粟,其鸦片比宁夏还多,年产在1万担左右。

华北:河南省有108个县,种植罂粟的县份占全省的80%以上,豫东各县种烟所占耕地的40%—50%。 [59]热河全省植烟1万顷以上。

华东:安徽产烟不少,仅阜阳一地,1922年产烟525万两,到1926年,增至1080万两。 [61]就是首都所在附近的江北一带,也是烟花遍野、烟雾缭绕。

西南:四川植烟面积占农地的三分之一。植烟面积在800万亩以上。 [62]

从中国罂粟种植史来看,这一时期尤其是1929—1934年间,为罂粟种植最多的年份,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一项调查,该调查对全国15个省份的农业状况做了较详细的调查,是民国时期较为可信的一项记录。该调查对13个罂粟栽培区的统计如下。

1914—1933年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百分比的变动

1914—1933年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百分比的变动

资料来源:卜凯主编、乔启明等译:《中国土地利用》,1941年版,第271页。

有些地区的罂粟面积远远超过了20%耕地的比例,如云南省,1929年耕地面积为4027878亩,而罂粟种植面积达3250000亩,占耕地面积的80.7%。 [65]

国产鸦片的数量估计

根据有关资料计算,1929年至1933年间,中国的罂粟种植面积约8000万亩,1930年前后,全国耕地总面积为1300000000亩,罂粟种植面积约占6.1%。每年生产鸦片6000万公斤,即120万海关担,其中以陕西、甘肃、云南和四川为四大鸦片产区。据记载,云南年产鸦片2亿余两。而四川最多,约达4亿两, [66]实际数量可能还不止此数。

中国所产的鸦片总量约占全球鸦片总量的六分之五, [67]亦即其他各国的鸦片产量的10倍。

1929年全国24个地区种植罂粟经济状况

1929年全国24个地区种植罂粟经济状况 1929年全国24个地区种植罂粟经济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

该表未包括地租、农具和家畜的成本,如果加上所有的成本,其收益要低得多。但尽管如此,种罂粟的收益仍比栽培其他作物要高。

鸦片亩产平均为50两,最高的要算贵州的荔波,亩产可达800两。 [68]

国产鸦片的种类

按照产地的区别,国产鸦片有很多种类。

云土是国产鸦片中的上品。云土又以迤南土为优,迤西次之,迤东最差;迤南土人称“王中之王”,色香味俱全,制成的观音阁烟、南盏烟、铜厂烟等,在黑籍中久负盛名,人称“半里闻香味,三口顶一钱”。迤南土中又以麻栗坝所出为绝品。该坝21万亩地出产1050万两鸦片,这些烟土是达官贵人的梦求之物,麻栗坝也是他们顶礼膜拜的圣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云土外面还贴有林则徐的像。

表9-7 中国各地所产鸦片名称一览

产 地 名 称 分类
云 南 云 土 迤南土、迤东土、迤西土,呈长方砖形,每块50—100两
四 川 川 土 丰都土、南坝土、涪州土、夹江土、屏山土、巴州土、桂花土、龙泥、凤土、磁块等。丰都土呈覆釡形,每块10余两;南坝土为烧饼状,每块60—70两
贵 州 贵 土 又称毛块、贵州黑。毛块形状如马蹄,约10—20余两
甘 肃 甘 土 又称兰砖、甘砖。长方形
陕 西 西 土 又称西砖。长方形,以厚油纸包之
宁 夏 宁 土  
热 河 北口土 又称红土。长方砖形,每块100两
绥 远 西口土  
察哈尔 西 货 又称西口土
东三省 边 土 又称东土
安 徽 亳州浆  
河 南 东 土 又称洛宁土、枣泥土
青 海 边 土  
湖 南 湘 土  
湖 北 施南土  
福 建 建 浆  
浙 江 台 浆 又称姚浆
山 东 鲁 土  
江 苏 苏 土  
广 东 粤 土  
江 西 赣 土  
山 西 交 土 又称代土

资料来源:《拒毒月刊》。

四川为世界鸦片产量最大的地区,其品种也最多(见表9-7)。贵州所产称黔土或毛块。西北出产的鸦片称西土,分为甘土、陕土等品种,甘土俗称兰砖,外形似砖而质地坚硬。西土中的上品是“渭南土”,出自陕西关中平原,那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与西土相对应,东北出产的叫东土,东土中的“冻土”,劲头最足,抽烟后,烟灰还可以用,甚至可反复使用多次。热河出品的是北口土,其味颇烈。河南所产的也称东土,它还有个名字,称枣泥土。

烟膏的做法也五花八门。通常先把生鸦片化在水里,过滤去渣,然后放入铜质器皿中用文火细细熬煮,直至收水成膏状。熬成一锅烟膏一般要10小时左右。上等货须经过三煮、三滤、三澄、三漂,才能制成色泽金黄滋润、香气四溢的烟膏。除常见的以外,还有加入药材补品等,以减弱毒性。常见的有烟土加甘油,使烟膏甜润适口;烟膏和以白干酒或白兰地,味浓醉人,好酒者尤喜之。富贵之家,常把人参、珍珠粉掺入鸦片烟里,这样即使长年吸食,也不会脸有烟色,并不至烟毒攻心。

在国产鸦片达到顶峰的时期,外国鸦片仍不断运入中国,例如1923年,运入中国的印度鸦片有140万磅,土耳其鸦片有120万磅,波斯鸦片有160万磅, [70]此数显系夸大,但由此亦可见上海输入鸦片之多。回顾清末,当时的印度鸦片由于受到价格低廉的中国鸦片的冲击,而一蹶不振。而此时,却走私火旺,入口剧增,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毒况空前,吸毒人口大量增加,尽管国内土烟种植已达空前水平,然而洋烟仍能重新打进中国市场,以分土烟之利。

形形色色的毒品

这一阶段,关于走私入口的吗啡数量,据国联禁烟委员会的统计,每年达1433600两,这个数字超过中国医用量的716倍。 [71]

海洛因 当时的吸法有多种,如将香烟挑去一截烟丝,倒入海洛因后,仰而就火吸食,俗称“高射炮”;有的用烟丝在烟筒里打底,再装上海洛因吸食;最为便捷的方法是将海洛因置于锡纸上,锡纸下用火一烧,海洛因熔成青烟,吸入即可,时称“追龙”,这种吸法对人体的损伤最厉害。

吗啡 日本是吗啡输华的最大元凶,每年输入的吗啡数以吨计。 [72]而美国商人也有人参与其事。美国人通常是将吗啡输往神户等地,然后由日本人再贩入中国。用此方法,仅1919年美国人运入日本的吗啡就达230000英两。

金丹 东北、中原一带所产极多。如河南的卫辉、林县等地是著名的金丹产地。博爱县的大辛庄,一个村庄就有4家制造金丹的公司。在山西文水、太原和翼城等地也有大规模的金丹制造机构。 [73]

红丸 别称红珠珠、珠珠等。出现于清末,盛行于民国时期。外形如黄豆,用海洛因、吗啡和谷轩(麻醉剂)为主,加上唐胶、咖啡精、金鸡纳霜、砒霜等制成,最初流行时均为粉红,故人称红丸。后也有灰青等色的烟丸。名牌有“上大人牌”“虎仔牌”“金钱牌”“三桃牌”等。商家为宣传,广告称其为“枪上戒烟丸”。吸食红丸的工具有竹枪和瓶枪。竹枪用细长的竹管前套毛竹筒。瓶枪即在细竹管上套个玻璃瓶即成。吸时先将红丸在火上烤软,然后将其贴在枪的小孔上,再用烧热的扦子一燃,即可吸食。最简单的只需一段竹竿加上瓦质烟斗,以及一根扦子,一把“夜壶灯”,那些烟花铺里,使用这种最简陋的工具,吸食一次只需3角钱。由于红丸吸食便捷,烟味清淡,深受初学者和女子的欢迎,而且吸食后具有比鸦片更奇特的效力,因此,不几年风靡全国。初学者日吸十几粒,但成瘾后,日吸丸量可达400—1000粒。 [74]日本人还在东北生产一种“甜丸”,味甜而力大,放入口中即消化解瘾,唯毒性极大,据记载,吃“甜丸”上瘾的妇女不能生育,上瘾后半年必死。

民国时期,五花八门的新品种层出迭现。抽、扎、闻、吃,应有尽有。如晋豫一带,流行用鼻吸用的烟丸,用法先把烟丸用两个铜板夹成碎粉,放在手心,用鼻吸之,再取温水一杯,亦用鼻吸之,据载瘾重的一次可吸掉一大碗水。晋南曾流行过“机器棒”,该烟棒形如笔杆,有黄、蓝、红各色,味甜,最易使妇女小孩上瘾。当时这方面的报道极多,如热河朝阳地区扎吗啡上瘾的,因买不起吗啡,遂扎煤油,说是也能解一时之瘾;但扎煤油者身上散发腥臭,不久便会死去。从当时记录下来的品种及形形色色的报道事例中,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期毒品的泛滥、社会糜烂的一个侧面。

吸毒者的数量统计

在1929—1934年间,由于毒品数量的充足,政府和各地军阀的只征不禁,全国的吸毒人口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总计全国吸食各类毒品的总人数达8000万人。1932年,中国人口474487000人。 [79]中毒之深,令人扼腕。

一些原来与鸦片无缘的少数民族也渐染烟毒。如藏族,到20世纪30年代,在与汉族来往密切的地区,“汉人最坏嗜好——吸鸦片,他们也普遍的染上了”。 [81]

吸食者的年龄,据中华国民拒毒会对19个省份的调查。

鸦片瘾者的年龄调查(百分比)

年 份 30岁以下 30—50岁 50岁以上
1928 34 61.7 4.3
1929 26.5 36 30

资料来源:《中国烟祸年鉴》,第3辑,29页。

另一项调查是1934年6月到次年6月,对上海临时戒毒所收戒烟民的统计。

上海临时戒毒所烟民年龄统计

上海临时戒毒所烟民年龄统计

资料来源:《上海市禁烟禁毒之概况》,1932年1月至1935年6月。

由于调查对象的不同,因此,比例有所区别。30岁以下的青年人吸烟者约占三分之一,而中年人最多,老年人中的吸烟者也不在少数。西南地区吸食鸦片尤盛。云南省拒毒会主席陈铁生报告说:“三迤同胞染有烟癖者,约居全民半数而强,按数年前全省丁口调查(1200万人),烟民600万人。”男子吸食的占60%。 [83]

20世纪20年代末,经国联同意,英国政府曾派一代表团到中国调查烟毒状况。其报告书指出:“中国自一九〇六年禁烟以来,至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间,国内种烟,即有禁绝希望。嗣后国内情形变化,烟禁废弛,遂回复一九〇六年以前状态。至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颁布各种禁烟法令,并未收得所期望之结果。”而且“当团赴远东调查之时,中国种吸情形,较之以往之二十年中,尤为恶劣”。“尤有甚者,中国省政府甚至国民政府,曾直接参与鸦片事件。” [85]

辱国的高瑛事件

20世纪20年代末,接连发生党政军警人员走私贩毒案件,表明毒祸日益严重。1928年11月22日,上海市公安局事先侦知由宁到沪的江安客轮有人贩毒,即派警察查缉,不料该烟土竟有上海警备司令部侦查队护运,双方发生冲突。事发后,国内外舆论一致要求政府严查。次日,国民政府派魏道明、张之江和王淮番赴沪调查。12月1日,警方在南京下关将在逃江安轮扣押,船员移送江宁地方法院。此后,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戴石浮、警备司令部侦查队队长停职,市长张群亦递交辞呈表示请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9年发生的中国驻美外交官高瑛夫妇因贩卖毒品被美国政府驱逐事件,是民国期间中国人涉嫌贩毒的最大的国际丑闻。

1929年6月,中国驻旧金山副领事高瑛之妻高廖氏赴美探亲。她乘坐日轮“高丽丸”赴美。途中,日本船员见其行李极多生疑,报告船主,结果查出鸦片,船主遂用无线电通知三藩市当局。于是,当7月5日“高丽丸”到达时,美国的海关、警察、法院及新闻记者等早已静待多时了。共查出鸦片2299罐,被分别装在11个箱内。整个搜查过程被拍成新闻片,各报刊出号外7000万份,并出版了书名为《高瑛事件》的畅销书。

事件曝光后,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于7月10日命令高瑛停职。8月14日,高瑛夫妇及领事主事孙恒三人被美方驱逐出境,由美国司法警察押送回中国,中国公使馆也派人押送。9月6日,他们乘坐的“春洋丸”到达上海,即被押往南京江宁地方法院候审。

高瑛福建长乐人,出身于闽中世家,1916年留美深造,1920年毕业返国,五年后出任旧金山副领事时,尚30岁不到,为公认的有前途的青年外交官。1929年1月,高廖氏回国在沪居住,后高瑛嘱其去美时稍带鸦片以牟暴利,事败而自毁前途。

高瑛夫妇押解回国后,政府内有些人以公开审判有损国家形象为由,企图大事化小。9月6日中华国民拒毒会发表宣言,指出公务人员贩毒应处最高刑罚,外交官在国外贩毒罪不容诛。全国应“对此要案,严密监视” [86]

11月11日,法院判决高瑛因协助贩运鸦片而处以6年零8个月的有期徒刑,罚款6666元,执行徒刑7年。高廖氏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款5000元。孙恒无罪释放。公布后舆论认为判决过轻,要求重判。后江苏高等法院撤销原判,最终判处高瑛执行徒刑6年,罚款6000元;高廖氏处以有期徒刑4年,罚款4000元;孙恒因协助贩毒处5年徒刑,罚款5000元。高瑛事件破坏国誉,贻羞环球,是民国时期毒品泛滥、吏治腐败的真实写照。

民国时期海外华人的吸毒状况

20世纪初叶,东南亚的部分华人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下,曾发起了禁烟运动。但到20年代,这种禁烟的呼声,早已淹没在更多的华商唯利是图的浪潮之中了。随着海外移民队伍的扩大,瘾君子人数也日趋增多。在部分海外中国人中,吸食鸦片成为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1929年,中华国民拒毒会曾对此做过详细的调查。

1928年东南亚华人吸食鸦片统计

1928年东南亚华人吸食鸦片统计 1928年东南亚华人吸食鸦片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137页。

在马来群岛及海峡殖民地,法律规定土人不准吸食鸦片;但却任凭华人吸食。那里的华人在200万人以上,调查认定其中至少有20%是吸毒的。据分析,在鸦片瘾者中原来吸毒的约13%,而到达殖民地染上烟毒的占87%。 [90]1928年,海峡殖民地专卖局共购入印度鸦片2027箱,波斯鸦片950箱,此外还有320万两私土转入公卖。政府的鸦片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0%。同年,英属马来半岛殖民地的鸦片收入是35021510元。

1928年,荷属东印度群岛共有华人959540人,其中吸毒者为89818人,占9.34%。在这些瘾者中,领牌吸食的为19552人,全年消费鸦片337011两;未领牌吸食者有70266人,全年吸食鸦片868348两;总共消耗鸦片1205359两,价值33147400银元。在当年专卖局销售的1600967两中,华人所耗占75%。而在东印度群岛的51524438名土人里,吸鸦片者仅96296人,约占千分之二。华人平均每人每年吸食鸦片13两5钱,而土人每人每年仅4两2钱。

在香港,吸食鸦片也十分严重。1928年,全港吸毒者达22.5万人。全港烟馆共70家,分布于老港、新界、九龙等地。

部分年份香港地区鸦片消费数量统计

1918年 1924年 1928年
639684两 351560两 247352两

资料来源:《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142页。

吸毒使很多华人将财产挥霍殆尽,而无法摆脱贫困的恶运。甚至有些瘾君子精神萎靡,不能胜任任何工作,沦为乞丐或自杀,当地的调查指出,华人的吸毒与偷窃等犯罪有明显的联系。 [91]

但是也有许多教养良好的华人移民家族,洁身自好,训诫子孙,不得染上吸毒、赌博等恶习,他们辛勤劳动,自觉抵制社会恶习的侵蚀,从而成功地发展了事业,跻身于社会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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