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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1927年的毒况

鸦片   罂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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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的烟政

袁世凯时代,北京政府对禁政已经失去兴趣,在财政拮据之中,开始从鸦片中图利。为筹备洪宪帝制,袁世凯指使梁士诒以禁烟名义对香港运沪的印度大土6000箱予以征税,前后所得2000万元,占其筹备帝制所需经费的三分之一。 [1]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的死去,使国内政局为之一变。大大小小的军阀分为两大集团,即北洋军阀和非北洋军阀集团。前者是袁世凯的部下,逐渐分裂为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还有山西的阎锡山以及张勋的“定武军”等;后者主要是西南六省的地方武装,最大的是唐继尧的滇系和陆荣廷的桂系。不管是哪路军阀,都以地主、官僚、政客为主要社会支柱,为巩固各自集团的私利而不断进行割据混战,争夺地盘,使中国社会陷入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

政局的转变给禁烟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尽管中央政府仍表面上维持着禁烟政策,但实际上禁烟成为政治的装饰品,各地军阀为着扩军发展的需要,先后弛禁,继而鼓励推动种植罂粟、贩吸鸦片,致使第二次禁烟运动中途夭折,禁烟的丰硕成果毁于一旦,中国再次陷入烟毒弥漫的劫难之中。

1925年春,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第五项议程即是禁烟议案,这个由内务部与外交部共同拟定的议案吹嘘:“今幸我执政百度维新,与民更始,尤不宜留此旧染之污点,贻革新之硕画。”实际上此举目的并非切实禁烟,而是企图利用善后会议,试行鸦片专卖制度。当时已有人提出禁烟实乃弃财于地,可在北京设署实行专卖的主张。正当北京拟议鸦片专卖之际,中华国民拒毒会发表宣言,予以强烈反对,引起各地呼应,才迫使政府收回专卖主张。1925年5月20日,段祺瑞重申禁烟令,但中央权威早已扫地,各地种贩售吸,变本加厉。到1926年秋,镇威军在北京设立10家禁烟总所,进行公卖收税。由于税利极丰,1927年夏,财政部将禁烟总所收回自办,设立直隶全省禁烟善后总局,仅北京一地就可收得烟税6000万元。北京地方政府也不甘示弱,建立京兆全区禁烟善后总局,在全区设分局34处,其任务也是搜刮烟税,规定吸食者每月按等第缴纳烟灯捐2—10元,而且年龄越高,纳捐越少;此外,还制有活页临时证,每30张为一本,每一张限用一日。

罂粟栽培的复活

即使在清末民初的禁烟时期,有些地区的罂粟种植也时断时续,如福建宁德的三都澳地区,1912年始,就有复种罂粟。 [3]

陕西1919年后全省各地皆种罂粟,每县少的种800亩,而多的超过2000亩。按亩收税,如果指定种罂粟而拒种,须交“白地款”13元,1924年仅种植罂粟所收得的烟税达1000万元以上。在鸦片泛滥的陕西南部,鸦片还成了交易的媒介,一般的借贷均以鸦片作标准,工人劳作也不取工资而得鸦片。1922年,旅行者在延安看到:“距城墙几码以内的地方都种着鸦片,而且从1918年春季以来,本县的鸦片种植一直是非常多和非常顺利的。” [9]

东北地区,在清朝统治时期,因是其发祥之地,故严禁关内人移民。进入民国后,禁令取消,再加上关内连年的灾荒和兵祸,各地农民纷纷“闯关东”到东北垦荒。关内农民去东北的过程中,也带去了罂粟,此后罂粟在肥沃的黑土地上日益生长,烟毒以辽宁和黑龙江最为严重。到20世纪20年代,辽宁的烟田已达200万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罂粟的种子是由当地的禁烟局供给的。

安徽1917年后种烟恶习死灰复燃,到1924年全省有五分之一土地植烟。 [12]

西南仍是鸦片的最大产区,“贵州产烟之处,约占全省三分之二”。 [14]

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在第二次种烟大浪中进一步扩大了染毒区。新疆总督杨增新见内地已烟禁大开,也抛开了一切禁烟的形式,公开允许种植罂粟,只要到“土药罚款局”交纳30%的印花税便可。生活在伊犁地区的锡伯族民初开始大种其烟。 [17]四川的羌人也广植罂粟,茂州城因鸦片交易而繁华,成为“小成都”,熟膏的日销量最多时达800两。1916年4月,茂县知事甘德纯下乡铲烟,遭到乡民围攻,甘的门牙也被拔掉。

各省罂粟种植的开禁

省别 开禁时间
四川 1917
陕西 1918
福建 1919
广东 1919
云南 1920
甘肃 1921
广西 1922
安徽 1923
河南 1926.12
山东 1927.9.1

资料来源:《中国烟祸年鉴》,第1辑;《拒毒月刊》,第1—20期。

鸦片的发展与农业的衰弱

由于政府军队的倡导与勒种,罂粟面积急剧扩大。鸦片产量到1925年已恢复到1905年的水平,达到了376000担。由于罂粟栽培的急剧扩大,以致鸦片生产过剩,到1927年时,土烟开始向香港地区、马来联邦、安南及缅甸大量非法输出。

鸦片生产给农村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首先是罂粟排挤粮食作物,造成粮食恐慌。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耕地为14.17亿亩,比1913年的13.6亿亩仅增加4.1%,平均每人仅三亩多一点,是世界上人均耕地较少的国家之一。由于政治和技术的原因,粮食产量一直徘徊不前。而罂粟面积的扩种,加剧了粮食的短缺。以1925年为例,罂粟总面积约为1800万亩,以当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300斤计,因种植罂粟而每年少生产540000万斤粮食。 [18]因此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每遇水旱灾,均会造成严重的粮食匮缺而饥荒流行。

当粮食充足时,每担米只需2—3元,1921年后因罂粟排挤稻麦,粮食渐缺,每担米上涨到40多元,是年“据各县知事报告,因缺食饿死的,约五六万人”。 [22]

其次,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烟税奇重,通常种罂粟要比种其他作物多交一倍以上的赋税。

各省罂粟亩税概况:

省别 每亩罂粟征税情况
新疆 征税30元
甘肃 懒捐8—15元
辽宁 种烟罚金30元
安徽 5元
陕西 烟亩变价白地款13元
四川 烟苗捐、窝捐、青苗捐、懒捐、门户捐等
云南 烟亩罚金
贵州 窝捐税等,每亩4—10元
河北 烟税6—8元
河南 烟税10元

资料来源:英文版《中华年鉴》,1924、1925年。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中国烟祸年鉴》第1、2、3辑。

种烟的普遍化加深了农民的苦难。如湘西的土家族地区因鸦片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人民所收烟土不够交纳捐税,一时告贷无门,有的卖耕牛,典青苗,售房屋,嫁妻鬻子,有的个人自杀或全家自杀”。 [23]

在甘肃,实际上兵士向烟农索取赋税时,是随心所欲的,“有的甚至三倍的赋税”。 [26]

最荒唐的是如果农民不种罂粟,就要缴纳“懒捐”,其发明权属于四川军阀。1923年,川军第1军俞华炜强迫驻地三台县农民种植罂粟,对违令拒种罂粟的农民征收“懒捐”,此例一开,各地政府军阀纷纷仿效,如在陕西,不种罂粟的要交纳“白地款”“空土税”。福建军阀也规定,农民不种罂粟者,须交同样多的烟税。

再次,加剧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动荡。新疆的农民因拒绝种大烟,而与前来逼种的军队发生冲突,被杀死多人。 [29]

最后,加速了中国农业经济的衰弱。无数的农民为避战火和沉重的赋税而离乡背井,致使荒地大增,20世纪30年代荒地面积已占全国总耕地的20%。

1925年,福建省“因烟苗失收,征税加重,穷无所之,自杀者有之,典田鬻子者有之;强壮者散而之四方,老弱者束手无策”。 [30]

游民与鸦片

农村经济的破产,导致大量农民离乡背井,四出谋生。在20世纪20年代,离开土地的农民约占农民总数的5%。 [31]他们进入城市,因就职困难,大部分成为游民阶层的后备军。据国民政府农民部估计,1927年时,全国的游民兵匪等总人数达2000万人。游民阶层与鸦片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主要是:

第一,部分游民流向新垦区,以种植罂粟为生。游民奔赴新疆、绥远、东北等地。尤其是山东向东北的移民,据胶济铁路的调查,每日乘胶济车转往东北的求生者就达3000人。这些人不少来到吉林、黑龙江等地种植罂粟,“种的时候,官方是放任的,一至割烟季节,官军就群来要挟,借端没收,于是他们一年的希望尽付流水,遂不得不入山为匪了,土人俗称‘红胡子’”。 [32]

第二,参加帮会或土匪,从事贩运鸦片。匪患最严重的山东、东北、四川、广西、陕西等地,同时也是鸦片盛行之处。据调查,1927年山东一省的土匪在20万人以上。 [34]自清末民初起,各地的五花八门的帮会大多参与贩毒勾当。如西南的哥老会,长江下游的青帮等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鸦片贩运。他们由于鸦片的高额利润的滋养,势力扩大,能量更强,从而成为民国时期社会的恶势力。

第三,部分失去土地的游民有的结伙开设烟馆,有的充当装烟手或望风护院之流。

第四,他们又是吸毒大军中的主力。帮会分子、流氓、土匪、娼妓、游民无产者等多染有烟瘾,是各类烟馆的常客。

总之,游民与烟毒有着不解之缘,他们与官府、军队一起是中国毒品泛滥的三大支柱。

山间铃响马帮来

云贵高原上的罂粟长在崇山峻岭之间,那里不通公路,也无舟楫之便,只有靠马驮装载外运。“山间铃响马帮来”,这马帮就是运输鸦片的。西南为鸦片主产地,以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了遍布全国的运销网络。据云南省档案馆所藏资料载:20世纪20年代,云南年产鸦片6万—7万担,折合为6000驮,每驮重量为1000两至1200两。平均每年运往两湖约2400驮,运往两广地区为1200驮。

运送鸦片的马帮大多是烟商、哥老会的混合体,有的还有土匪或军队参与。他们三五成群,每人都随身带有武器,规模大的马帮,甚至配备轻重机枪,进行武装押运。马帮的口号是:“典田卖地,将本求利;有人挡道,人头落地。”

云贵川的鸦片外运路线主要有以下8条:1.云土、黔土经遵义、桐梓到重庆,由长江至宜昌、汉口、上海等地。2.经贵州东部黄平入湖南洪江,再由洪江一路沿沅水、沅陵、常德到汉口;一路陆路至宝庆、长沙、武汉;另一路走零陵、衡阳等地。3.从云南富州经广西靖西,下龙州,转钦州、廉州。4.由云南广南,或由贵州兴义、安龙到百色集中,然后下南宁、梧州入广州。5.从贵州北盘江一带入广西红水河,经都匀,或由武鸣出南宁,或经宾阳下玉林。6.由贵州都匀、独山等地入南丹、宜山,下柳州;或由贵州榕江下柳州,经桂林、平乐,东至湘南、赣南。7.云土经西康转四川成都等地区。8.川东之土沿长江下至宜昌、汉口、上海。

烟馆遍地吸者万千

罂粟之种植、鸦片之贩运,最终需要有人消费,有人去吸食。1918年前后,各地在军阀的统治下,已公开售吸,虽然有些地方还羞羞答答地挂上块“戒吸所”的牌子,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于是清末那种烟馆林立,举国狂吸的景象再现于神州。

西北:陕北为鸦片主产地之一,在历届军阀的“栽培”下,每县几乎都具有生产3万两鸦片的能力,据记载,当时陕西全省罂粟面积达到农田总面积的90%, [39]

华北:直隶虽不产烟,又是首都所在地,然而吸食之普及也令人瞠目结舌,这从北京一年要销售1080万两鸦片烟膏上就可窥见一斑了。天津的烟馆数量更多,警察对此不仅不干涉,反而取保护的态度。

华东:福建是罂粟的产地,鸦片随处可得,因此可以说是烟馆多于米店,仅厦门、龙溪、闽侯、宁德、南安、长乐等六处,烟馆就在1200家以上。而且厦门和福州等地的烟馆多是台湾人开设的,政府根本不敢干涉。在江苏的西北部,鸦片可公开出售。安徽是产烟区,因此鸦片极其便宜,一两仅3角,因之贫困者吸食现象也相当普遍。宿州、芜湖、南宿和蚌埠为鸦片最盛之地,仅芜湖一埠就有10大贩土公司。江西产烟虽少,但吸食者却众,尤其在禁烟处成立之后,有计划推销烟膏,遂使烟毒日益加深。浙江的禁烟最初较为认真,但奸吏勾结土商,破坏禁烟,遂使吸、贩日趋严重。

华南:广州自1915年4月就实行鸦片专卖制度,龙济光视其为“绝大利源”。从1918年起烟禁大开,军人将烟土大量运入,每日销售的“戒烟药膏”就达1万两,而且品种繁多。国产之中,漳州土售价每两2元,滇土最高每两可售4元;从香港运入的印土每两高达15元。汕头一地烟馆也有数百家,烟馆的老板多是有势力的退伍军人。偏僻的连平县有烟馆800家,增城县则有300余所。故广东全省的烟毒相当惊人。广西从1922年弛禁以后,在“禁烟督察局”的领导下,准许人民吸食戒烟药膏,并根据所吸之能力而分为数级。于是,“珠江两岸,完全黑化了”。湖南东部烟馆虽不普通,但吸食者亦不在少数,至于湘西本为产烟区,因此,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烟枪。省会长沙是著名的烟毒中心,全城的烟馆竟达7000家。

西南:西南三省都是鸦片产地,鸦片充斥各地,且价格极廉,每两川土只需4—5角。云南的男子约有60%是吸食鸦片的,女子虽少些,但大姑娘抽鸦片也绝非什么新鲜事。四川鸦片产量为世界之最,烟馆之数量亦为世界之最,平均每县有烟馆300家,全省达5万家之多。重庆一地加入熟膏同业会的就有3000家烟馆。鸦片和烟馆如此普及,因此吸食者当然也是天下之最了。全省计有20万盏烟灯,以一盏烟灯供5人吸食计,为100万人,再加上自吸户,四川的烟民不会少于5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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