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问题涉及外交、政治、医疗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毒品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毒品控制模式的多样性，而由此所产生的禁毒史研究则必然是一门具有多视角研究的学科。自20世纪初《哈里森麻醉品税法》（以下简称《哈里森法》）颁布以来，美国禁毒法体系的逐渐完备以及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毒品战争”引爆的美国禁毒政策史研究热潮，导致了国外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在以法律惩戒为中心的美国禁毒政策方面，从而使政策史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然而，自有联邦禁毒法以来，“零宽容”的法律惩戒固然是美国禁毒政策的最大亮点，业已存在的针对成瘾者所做的医疗努力以及现行美国成瘾治疗制度则很难用“零宽容”政策加以解释。此外，作为早期美国毒品控制内容之一的禁毒外交政策，因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国崛起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相重合而具有特殊的地位。很显然，美国毒品控制政策并非只有法律惩戒内容那么单纯。
本书采取了以定性分析法为主，兼采文献、个案、信息以及跨学科等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初期到40年代为止的早期美国毒品控制所具有的禁毒外交政策、法律惩戒体系以及成瘾治疗医学这三个方面进行了结构性的梳理与学术上的组建，以求从中摸索出美国毒品控制模式在其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对这一至今已100余年的国家毒品控制体系的历史有一个全方位、立体性的深度认识。
本着上述思路，本书所涉及的毒品控制模式指的是联邦政府层面上的控制模式，其内容包含外交、法律惩戒和医疗三个方面。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从其目的出发，三者有着消灭非法毒品使用的共同目标；从其地位出发，三者均属联邦政府积极介入并加以实施的毒品控制内容；从历史角度出发，三者均已构成早期美国禁毒史上不可或缺的要素。
本书由绪论、展开阐述的三大部分以及结论等五个部分构成。
在绪论部分，在界定了学术概念以及毒品控制模式的基本内容之外，笔者回顾了国内外有关美国毒品控制模式的研究成果及其内容得失，并对文章的框架以及学术价值加以必要的说明。
第一部分的“早期美国毒品控制之外交模式”由第一、二、三章构成。其中，第一章“美国禁毒外交源起的内外环境”，以美国国内外出现的麻醉品问题为基点，从美西战争背景下的美国外交理念的产生与由占领菲律宾所促成的禁毒外交需要的角度出发，描述了美国禁毒外交模式在20世纪初出现的必然因素。第二章“美国早期禁毒外交”则着力于阐述早期禁毒外交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光荣与曲折。在积极倡导与促进早期国际禁毒运动的发展之外，积蓄实力与力图驾驭国际禁毒运动则构成了该时期美国禁毒外交的重要目的所在。第三章“美国早期禁毒外交理念探析”则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在对早期禁毒外交的产生以及内涵予以必要叙述之外，对其影响也给予了相应的评价。
第二部分“早期美国毒品控制之法律惩戒模式”由第四、五、六章构成。其中，第四章“法律惩戒模式起源的内部因素”，主要从国内的进步主义思潮与地方立法的影响以及成瘾者的结构变化这三个内在要素出发，分析了法律惩戒模式兴起的内在动力。第五章的《哈里森麻醉品税法》（以下简称《哈里森法》）及其作用，对《哈里森法》这一美国联邦第一部综合性麻醉品法出台的条件、内容以及作用加以综合的描述。第六章“早期法律惩戒模式的内容演变及其争议性”，着重对早期法律惩戒模式在立法与执法过程中所出现的争议性内容、执法机构的发展与模式的变化等加以必要的挖掘，以求对早期法律惩戒模式如何在复杂的情况下树立起显要地位的原因进行有意义的探析。
第三部分“早期美国毒品控制之医疗模式”由第七、八、九章组成。其中，第七章“麻醉品成瘾治疗的自由时期”，主要是对早期美国历史上所存在的有关麻醉品以及对麻醉品成瘾的认识与治疗情况作了概括性的叙述。第八章“20世纪初期兴起的主要成瘾认识理念”，主要对《哈里森法》出台前后美国主要的成瘾认识理论集中加以描述，并侧重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继而很快被官方公认的成瘾“精神病学说”的出现及其原因，以求在相应医学知识的历史背景下寻找麻醉品成瘾治疗联邦化的理论依据。至于第九章“联邦权力对成瘾治疗的介入”，则对成瘾治疗的联邦化过程给予了尝试性的梳理与提炼，以期对成瘾治疗在联邦毒品控制模式中微妙的、不可缺少的附属地位加以明确的学术定位。
全文的总结则在对一些禁毒史的共性问题进行思考的同时，也对美国毒品控制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特殊问题施以分析，并提出一些与美国毒品控制内容有关的新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