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品问题在美国社会由来已久。从19世纪到21世纪，麻醉品问题经历了几个不同的起伏期。美国麻醉品泛滥时期的说法到目前为止并无一个统一的结论。较有代表性的是吉尔·琼斯（Jill Jonnes）与大卫·马斯托两人的观点。吉尔·琼斯认为，美国大规模的麻醉品泛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中，第一次从1885年至1925年，其余两次分别为1950年至1970年、1985年至1995年。[14]大卫·马斯托则把美国麻醉品泛滥时期分为两大阶段：一次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次为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15]许多学者虽也尝试区分美国毒品的泛滥时期，但其中一些学者因为将毒品泛滥与毒贩的活跃期混合交叉，反而使人产生无所适从之感。[16]虽然如此，美国毒品史研究学者们对于第一个泛滥时期的意见则较为统一，即集中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7]
与英国相似，美国社会毒品泛滥的出现属于一种未经外在压力而自然发生的社会问题。在毒品泛滥的第一个时期，缺乏法律控制加上人们对麻醉品知识的缺乏，造就了一大批“医源性”麻醉品成瘾者与“非医源性”麻醉品成瘾者。[18]19世纪的美国社会也因此而被称为毒品“成瘾者乐园”。[19]然而，这个时期麻醉品成瘾者的数目却一直是美国禁毒史研究领域的一个争论性问题。事实上，要准确回答第一个麻醉品泛滥时期美国社会的成瘾者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首先是19世纪末在人口统计上所存在的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其次就是人们对于成瘾者统计的参与态度问题。《哈里森法》颁布之前的麻醉品使用行为虽然尚未被联邦法律视为非法，但麻醉品的使用毕竟在舆论上已经被逐渐认为是一种非道德行为。而伴随着针对成瘾者日益严厉时代的来临，除了那些主动要求治疗而登记在案的成瘾者可被统计外，相当部分人或躲避，或否认，故而难以精确统计成瘾者人数。所以，许多机构在估算基础上得出的成瘾者人数在所难免地存在着数字上的起伏，而以此为基础的美国禁毒史学者们的研究也因其取舍的差异而存在着不同的数字。
著名毒品史学者大卫·考特莱特（David T. Courtwright）根据当年各地方政府统计数字的平均值测算出在1914年《哈里森法》颁布之前，美国的鸦片成瘾者数量应该在31.3万人以内。[20]马斯托在综合比较了各种数字后认为，在第一个麻醉品泛滥期高峰的1900年，美国的鸦片成瘾者数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在这一时期，大约有25万的瘾君子。[21]斯蒂芬·康杜（Stephen R. Kandall）的研究结论是，19世纪末的美国鸦片成瘾者数约为15万人到20万人。[22]而根据美国“禁毒法之父”汉密尔顿·莱特（Hamilton Wright）的调查估计，1909年，在美国大约9 000万人口之中，鸦片成瘾者数约为17.5万人。[23]总之，统计结论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根据上述学者们的研究可知，《哈里森法》颁布之前的美国麻醉品成瘾者数大约在15万人至31万人。如果以1909年的美国9 000万人来计算，成瘾者数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0.16%～0.34%。
曾有一份美国财务部的文件如此记载道：
在鸦片及其提炼品如吗啡的进口处于非限制与缴纳关税的时代，早期的鸦片进口数字是伴随着消费需求而沉浮变化的。商业性的生鸦片消费在整个19世纪的初期开始有了急剧性的攀升，直至19世纪的最后时期达到最高点为止。[24]
财政部这份文件的结论表明，19世纪末是第一个麻醉品的泛滥时期。1909年《排除鸦片烟法》（The Smoking Opium Exclusion Act）颁布之前自由获取麻醉品的时代，海关进口数字的高低如实地反映了鸦片的消费量以及必然的成瘾者人口的增长情况。而在整个19世纪的美国，麻醉品的使用与消费是几近自由的。
在19世纪，除了个别排华较为激烈的州市颁发了一些禁止华人鸦片烟馆的条例外，美国各地法律在麻醉品控制上差异甚大。事实上，由于联邦层次的法律缺乏控制成瘾性麻醉品的明文规定，美国社会的麻醉品使用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序状态。那时候，普通的美国人只要需要，就可以很方便地以低价买到鸦片。此外，在美国内战以及之后，吗啡成为了美国人的大众性药品。至于19世纪末出现的海洛因，更是在最初被捧为“灵丹妙药”。诚如胡波·豪（Hubert S. Howe）所言：当时要得到诸如此类的成瘾性麻醉品，“犹如今日可以自由地买到阿司匹林那么简单”。[25]除了大城市外，19世纪的鸦片分销系统也渗透至小城镇与乡村地带。当时的美国人主要通过下列渠道合法地获得麻醉品：
其一，由医生直接配药给需要的患者。或者由医生写下必要的处方，再让患者自行购买。1888年，一次对35家波士顿药品店的1万张处方所做的调查显示，其中有1 481张处方含有鸦片类麻醉品。[26]
其二，无需任何医生的处方，药店可直接销售鸦片类麻醉品给顾客。一位来自新英格兰（New England）的医药师如此描绘一个小城镇的鸦片使用情况：
从20年前开始我就在这个小镇上从业了。虽然镇上人口在达到1万人之后就没什么明显的增长迹象，可是，我的鸦片销售额却从最初的年售50磅增加到现在的300磅。同样，鸦片酒的销量也在不断增长中。我们拥有大约50名常客。其他更多的鸦片使用者则分别是这个小镇其他三个药剂店的顾客。一些地方的鸦片经销商也都有他们自己的鸦片成瘾者的客人。[27]
其三，如同药店一样，一些杂货店与其他普通店铺也可以储存并贩卖鸦片类麻醉品。整个美国犹如一个自由的麻醉品贩卖场。1883—1885年，爱荷华州的一项相关调查的数据显示：在人口不足200万人的爱荷华州，竟有3 000家之多的店铺出售鸦片药剂。这还不包括那些直接将麻醉品配发给患者的医生们。[28]
其四，如果使用者不想直接到店铺购买或者不想为人所知，还可以直接经邮寄而得到这些麻醉品。一个来自缅因州波特兰（Portland, Maine）的新闻记者在1868年如此写道：
在一个小小的乡村小镇里……根据药剂师的计算，至少有50名的鸦片常用者定期购买他们提供的鸦片。有不少的杂货店也同样为客人提供鸦片，他们还会根据情况储存不定量的鸦片。[29]
其五，除上述途径之外，当时的美国医药市场充斥着无数含有鸦片与吗啡的专利药品。药品公司给这些药品安上形形色色的商标，并制成诸如安神糖浆、止咳药以及止痛片等销售给患者。使用这些药品的除了一般成人之外，众多的妇女、儿童也成为他们的主要销售对象。为了销售这些药品，制药公司还以各种巧妙的方式在报纸杂志以及广告牌上安上美妙动人的词句，如“疼痛杀手（pain-killers）”“止咳妙方（cough mixtures）”“女性好友（women's friends）”等。一个当时的药品批发商曾不无得意地说，他们所批发的药品类型总量不少于600种，其中不乏种类繁多的包含鸦片成分的药品。[30]
19世纪美国消费的大部分鸦片来自合法的进口渠道。制造吗啡的原料主要来自这些合法进口的生鸦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本土不生产鸦片。虽然数量有限，在当时，美国国内栽培罂粟还是合法的。据一份有关美国生产鸦片情形的较早史料显示，1781年8月24日，一位来自费城（Philadelphia）的名叫托马斯·邦德（Thomas Bond）的医生在给一个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农民的信中写道：“贵处所送之鸦片实为纯净且质量上乘之物，望能以珍惜该品种为盼。”[31]即使在1812年鸦片还是稀缺之物时，在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的有些地方已有制造鸦片的工厂。其鸦片的售价为每磅10—12美元。[32]
1871年，一份马萨诸塞州的政府报告这样写道：
虽然进入美国的外国鸦片因其有着太多的渠道而几乎无法确定真正的使用数量，但是国内每年增产的鸦片量却相对容易得以确认。最近在国内生产的鸦片有部分就是由在佛蒙特州（Vermont）、新罕布什州（New Hampshire）以及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种植的白色罂粟提炼出来的。这些地方的鸦片产量每年达到数百磅，它们被消费于与种植地相关的社区里，不足部分则由来自佛罗里达州（Florida）与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所产的补充。而在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与亚利桑那州（Arizona），罂粟栽培业已成为当地农业的一个重要分支。他们所生产的鸦片被大量运往美国东部。在亚利桑那州，10英亩（Acres）罂粟可以提炼1 200磅的鸦片。[33]
而在美国内战期间以及之后，鸦片同时也在联邦南部各州生产，如弗吉尼亚州（Virginia）、田纳西州（Tennessee）、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以及佐治亚州（Georgia）。[34]事实上，这种商业性的罂粟栽培行为，一直延续至1942年被法律禁止为止。[35]
伴随着麻醉品的普遍使用，麻醉品成瘾现象也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展现在美国人面前。在美国内战期间，作为伤病员止痛之药的吗啡无形间造就了一批吗啡成瘾者。“战士之病”则因有众多不同年龄层的美国人在内战后向医生或生产商提出获得鸦片或吗啡的诉求而被发现。这是一个群体性的吗啡成瘾现象。[36]因此，麻醉品成瘾现象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开始引起医生们的注意。而麻醉品成瘾的根除之难却也让关注的人们感到震惊。19世纪80年代的一篇《天主教世界》（Catholic World）的文章是这样描绘成瘾者戒毒之难的：
当一些鸦片使用者尝试停止使用时，鸦片的真正自然的罪恶才开始变得可见。突然间，他明白了自己的愚蠢，并意识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他正处在一个犹如蟒蛇缠身的无情而又冰冷的世界中。于是，他下定决心停止使用鸦片……现在，他的苦难刚刚开始并不断增加，直至他无法忍受为止。那种戒毒之苦犹如置身于海洋中的潜水者一般。虽然他的周边并不缺水，但他发现那海水之于解渴显得是那样的无用且无力。人类的本性并不总是一定能提供一个令人惊讶的自我控制之举……虽然在他不断地释放出急于解脱被耻辱所束缚的信息，但是，他看来最终还是逃脱不了作为一名鸦片食用者的失败命运。[37]
尽管如此，成瘾现象依然没有引起联邦政府或专业人员的足够重视。美国仍然没有一个联邦层面上的组织或者专门机构对这种成瘾问题予以呼吁或者阻止。很显然，与社会上高亢的禁酒呼声以及逐渐壮大的禁酒组织相比，禁毒运动无论是在舆论上还是在组织上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不断增加的鸦片成瘾者的存在毕竟还是引起了诸多有识之士的忧虑。虽然对于成瘾的认识以及治疗尚处于医学人员自由摸索与尝试的阶段，其中也不乏误诊与无知所造成的第二批医源性麻醉品成瘾者的出现，但是，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对麻醉品的滥用予以制止。虽然支持这种呼声的力量以及后援组织尚属弱小，但是，它还是促使人们对于康乐性的麻醉品使用开始加以关注，鸦片的使用行为也逐渐犹如酗酒一样名声欠佳。这种被逐渐固定的“吸毒为恶”的负面形象以及舆论上的压力毕竟还是让成瘾者逐渐地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公然地使用麻醉品了。1881年9月的《天主教世界》杂志的一篇文章对此有着形象的表述：
那位绅士既不想因在酒吧里酗酒而名声日下，也不想因在家里喝酒而受指责。于是，他就买了吗啡并将之放在口袋里以备随时之用。因为，吗啡无味且携带方便……他的这个秘密不曾告知任何人包括他最亲近的朋友……虽然他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幸，但若失去现在所拥有的受人尊敬的地位则会让他更感到是一种耻辱……[38]
麻醉品成瘾问题虽然在当时多数的美国人心目中还不构成联邦层面上的重大社会问题，联邦法律对其禁止固然尚需时日，但是，众多麻醉品成瘾者的存在毕竟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社会问题。在美西战争结束之后，当美国的麻醉品成瘾问题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国崛起中的美国历史发展轨迹重合时，作为美国外交的一种需要，美国国内渐趋凸现的麻醉品成瘾问题也成为美国禁毒外交所需解决的重大内容而急速地出现在美国人的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