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战争所显示的美国外交趋向

189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首次超过老牌帝国——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一。1914年,其工业生产总值更是超过英、德、法、日四国的总和而成为世界超级工业大国。[40]在羽翼渐丰并成为超级工业大国的过程中,美国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赢得了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战。战争以美国获得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及太平洋诸岛的殖民地而告终。虽然战争并没有完全改变当时的全球政治格局,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及军事势力版图依然还是处于老牌欧洲殖民大国的控制之下,但无论如何,美西战争的一举获胜都是美国在世纪之交崛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对于美西战争的评价,因为立场、角度以及理解程度的不同,中外前辈学者们已经有了较多的阐述与分析。本书之所以在此加入美西战争一节,主要原因在于通过已有的一些有关美西战争的论述,寻找现代美国外交的踪迹,尤其是通过美国介入古巴问题之际所表现出的道德因素与国家利益交错的美国外交的两个侧面,寻觅到与作为20世纪初美国大国外交内容之一而兴起的美国早期禁毒外交政策间的关联所在。

美西战争的英文正式名称为“Spanish-American War”。它是19世纪末所发生的一场介于羽毛渐丰的新兴大国与日薄西山的老牌帝国之间的战争。19世纪末的西班牙帝国早已成垂暮帝国,昔日的庞大帝国仅剩下古巴、波多黎各和亚洲的菲律宾等海外殖民地。而美国则是一个如日中天的新兴工业大国,且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因此,从战争一开始结局就已基本确定。美国以1898年2月15日发生的“缅因号沉没事件”(Sinking of USS Maine)为借口,于4月25日正式向西班牙开战。[41]实力的悬殊使得战争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悬念,西班牙在屡战屡败之后的8月12日向美国求和,从而宣告战争结束。12月10日,双方于巴黎签订和约:西班牙承认古巴独立,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转让给美国;美国为获得菲律宾向西班牙支付2 000万美元作为抵偿。[42]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性主要军事力量的崛起。在这场历时仅100余天的战争中,美国通过战胜西班牙向世界尤其是欧洲列强显示了其年轻而强大的新兴力量。而夺取上述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则使美国控制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并取得了向远东和亚洲扩张的基地。从此,美国开始接触和参与更多的国际要务,美国的世界性视野下的全球外交也由此正式发端。

美西战争是一个被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的传统课题。关于美西战争的性质问题,现代中国学者对此并无太多的分歧。国内学界多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据将其基本定性为“一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43]其中,已故著名美国史学者杨生茂先生主编的《美西战争资料选辑》一书的见解可谓是代表性的观点。该书以美国官方发表的文件为主,兼采其他文献资料,是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编写的一部最为系统的美西战争的研究资料文献。在书中的引言部分,编者写道:“这是第一次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它虽然历时很短,规模有限,但却是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水岭,是美国帝国主义正式形成的标志。”[44]

与国内较为统一的定论正相反的是,美国学界对于美西战争的成因及其定性却经年论争不休。在美西战争的成因问题上,李庆余按时代将美国学者的研究内容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另一个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冷战时期。[45]这不失为一个清晰的研究思路。笔者以为,若将美国学界有关美西战争的不同意见分为两个不同派别的内容加以整理,应该更有助于理解美西战争的成因,同时将更加有助于找到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外交政策特点,由此进一步加深对美国禁毒外交政策理念成因的理解。

美国学界对于美西战争的定性争议可以整理为两个要点:其一,美西战争是美国在舆论推动下,为反对西班牙在古巴之暴政而发动的一场关乎“天赋使命”的正义之战,亦称传统史学论;其二,美西战争的性质并非传统史学家们所宣称的那样道貌岸然,它只是美国为了海外市场或美国的经济利益而发动的一场战争,亦称非传统史学论。

传统史学界在有意无意地否认美国发动的美西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的争霸战争。虽然他们的说法不一,其主要内容在于强调美国的参战原因并非出于国家利益或经济利益,而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白人“天赋使命”(Manifest Destiny)。其代表人物为沃特·密利斯(Walter Millis)与尤里乌斯·普拉特(Julius W. Pratt)二人。

密利斯认为,美西战争是一场无法阻止的美国人“尚武精神”的潮流所导致的战争。他在其所著的《尚武精神》一书中强调了美国金融界与工业界对于战争的踌躇表现后指出,正是媒体的鼓动造就了美国公众对古巴革命的同情与对西班牙在古巴暴政的愤怒情绪,由此产生了为古巴而战的人道主义要求。[46]马卡斯·维科森(Marcus M. Wilkerson)的《民意与美西战争》[47]以及约瑟夫·威桑(Joseph Ezra Wisan)的《纽约新闻所映照的古巴》[48]都认为是大众舆论导致了美国政府的人道参战,这在不同程度上完善了密利斯的观点。而普拉特的“天赋使命”之说更是支持了上述观点,从而构成了美西战争传统史学的基本论述。

外交家出身的普拉特是美西战争研究传统学说的集大成学者。他否定了当时部分学者所宣称的“经济利益导致战争”之说,在其所著的《1898年的大政策》(The “Large Policy” of 1898)、《美国商业与美西战争》(American Business an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以及《1898年的扩张》(Expansionists of 1898)等论著中指出,美西战争并非美国的利益所致。他认为,企业界的态度才是衡量战争性质的唯一标准。所以,如果战争的目的是以殖民地贸易与开发,也就是以美国的商业利益作为出发点,那么,“企业界应该站在这场运动的前列或给予相应的同情与支持”。可是,企业界的态度却是恰恰相反的。[49]直到最后一刻,“企业界,特别是东部企业界还在竭力反对战争”。[50]普拉特在其著作中引用了大量企业的资料以及报纸杂志的报道后得出了企业界反对战争的结论,这种结论成为他坚持美国所发动的是一场高尚战争的立足点。至于什么是美西战争的爆发原因,普拉特给出的答案是,美国的“天赋使命”促使了美国的参战。普拉特认为,强烈的民意通过媒介舆论促成了美国的出兵,而这种公众舆论之所以出现,则是美国政治学者与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对于“天赐命运”与“白人至高使命”宣传的结果。[51]因此,正是强劲的民意与美国海上实力的有效结合,才使得美国实施的对古巴人民的崇高人道主义武力支援成为可能。而在美国所形成的一股支持出兵古巴的强大民意潮流,显然有效地促使了美国麦金莱政府不得不向西班牙宣战。[52]普拉特立论的两个支柱是美国参战的目的乃出于人道主义而非所谓的经济目的,并且美国政府的参战是在完全顺应民意以及“天赋使命”之下进行的。为此,战争的正义性决定了战争的必然胜利。

普拉特的上述观点成为美国传统史学界的重要杠杆并影响了美国史学界近50年。正如菲利普·霍纳(Philip S. Foner)在20世纪80年代所言:“虽然各种新学说与有价值的新思维层出不穷,但将近半个世纪前的普拉特理论至今依然对该学科的诸多研究有其特殊的影响。”[53]

与传统史学观不同的是对美西战争的非传统学说。在非传统学说中,从市场以及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寻找美国参战的原因并为其定性,成为此一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代表性人物早期有哈罗德·福克纳(H. Faulkner)与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后期为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A. Williams)与沃特·拉斐伯(Walter LaFeber)。

福克纳在其名著《美国经济史》一书中明确写道:美国推行的是帝国主义政策。美西战争是美国为了“市场和投资区域而发动的战争”,而“走向金融帝国主义才是这场战争的主要起因”。[54]

比尔德在其所著的《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中,直捣传统史学所固守的非经济之因的学说,明确指出美西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完全是经济因素。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对西班牙宣战,主要是因为西班牙在古巴的暴政导致了美国在古巴的商业利益受到威胁,而参战就是要保护这一地区的美国利益。所以,美西战争是在美国争取国外市场及投资机会的压力下爆发的“第一场商业帝国的战争”。[55]

应该说,福克纳与比尔德所确立的以经济利益作为解释美西战争发生原因的观点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触及了战争的实质性问题。只是由于没有相应的理论支持且史料贫乏,加上普拉特所确立的“企业界态度决定美西战争性质之标准”理论的强大影响力,福克纳及比尔德理论的影响自然就显得相当有限。非但如此,福克纳在20世纪60年代再版的《美国经济史》一书甚至干脆向传统理论竖起了白旗。他赞成了普拉特之说,直接承认“美西战争的主要原因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一场“记者之战”。[56]由此可见传统史学理论的优势于一斑。

在后期的非传统史学理论的学者中,威廉姆斯在其《美国外交悲剧》一书中,从美国外交与维护美国利益的角度考察了美西战争。他指出,20世纪的美国外交是19世纪外交内容的延续。观察现代美国外交的产生无法与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隔离开来。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企业界就认为国外市场是美国利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可以帮助美国解决因国内生产过剩而造成的困局。所以,对美国商品输出的任何限制都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的萧条与社会的动荡不安。为了突破困境,美国政治领袖以及企业界的重要人物要求将对外扩张与取得海外霸权作为解救国内经济问题的途径。而“如此广泛地对经济扩张的支持,却在考虑美西战争的原因时被忽视了”。[57]

拉斐伯在其所著的《新帝国》中支持了威廉姆斯的观点,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威廉姆斯在美西战争中的市场成因论。拉斐伯认为,美国内战前的扩张主要是为了获得新的领土,这是农业社会的要求;内战后,与美国工业的迅速发展相适应的是对国外市场的需求,所以,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的就是创立一个新的贸易帝国。美西战争及其之后的占有菲律宾以及随之而来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明显地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上扩张原则的形成。[58]事实上,在中国面临领土瓜分的1897年末,美国企业界就曾敦促美国政府对华采取更为积极的贸易政策。对此,拉斐伯写道:“美国对远东问题的关心,不会是在杜威取得马尼拉战役胜利后才突然意识到其重要价值的。”[59]同一时期的另一位美国学者托马斯·麦考米克(Thomas J. McCormick)在《中国市场》(China Market)一书中也指出:“从美西战争一开始,麦金莱政府就已经有了将菲律宾作为一个‘美国的香港’的打算:通往中国市场的贸易中转站与军事据点。”这个政策早在战争发生的七个月前就已形成。这就再度完善了非传统学派的市场成因之说。[60]

在美西战争的成因及性质问题上,美国史学界的两个派别的争论事实上牵涉一个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问题:“人道主义”抑或“理想主义”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批评美国史学家们没有站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高度去分析美西战争问题的本质,也可以说他们太过拘于小节而纠缠于一些资料有无等。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历史学前辈所挖掘的种种历史事实及持论,为再度观察与研究美西战争提供了绝好的角度:从道德理想主义外延与国家政治利益内涵的两个侧面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理念将不失为一个较为客观而全面的研究方法。代表着国家政治利益的外交内涵往往与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内容联系在一起,这也构成了外交政策施行时的基本要素。研究美国外交政策自然不可人为地将它隔离而束之高阁。美国史学界的传统学派过分强调国家行为与道德精神之间的关系而否认上述这些基本因素影响下的理论展开,显然有其失之偏颇之处。但是,不能不承认的是,一个国家行为的产生或者说一项外交政策的实施又时时深受政策制定者以及实施者所处的或所经历过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考虑外交政策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诚如王晓德先生所言:“基于国家或民族土壤而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往往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61]这是因为,文化价值观或根植于某个国家人民身上的处世哲学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治家或外交官的行为规范。“文化是驱使民族国家、其他机构团体乃至个人,采取行动和自主运行的基本动力。”[62]如果说美国白人的“天赋使命观”在其国力暂未兴起之时至多是一些传教士们的理念,那么,在美国大国崛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美国理想主义的“道德外交”显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特殊价值。这也是考察美国大国外交时不可忽视的另一侧面——道德主义的理想外交理念。正是这种外交在美国大国崛起过程中有其产生的特殊土壤,美国传统史学界对美西战争成因的持论及论证手法方才有大量的支持者并且长盛不衰。笔者以为,在理解美国大国外交及20世纪初的美国禁毒外交政策时,综合美西战争两个学派的论述,从美国外交的道德外延到国家政治的利益内涵,对之进行全方位且立体的考察将不失为一个客观的研究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西战争中的传统学派与非传统学派的前辈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无疑提供了一个理解美国禁毒外交政策理念成因的绝佳角度。这也是笔者不厌其烦地介绍其观点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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