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于国际麻醉品控制的兴趣是随着1898年获取菲律宾殖民地而高涨的。美国意欲以其未曾有过的以国家行为参与毒品走私的历史道德尺度，将国际毒品控制作为“道德商品”的理想代表予以出口，以便对业已形成的欧洲殖民列强先发优势，尤其是给英国、法国、荷兰与葡萄牙等传统的鸦片贸易国树立道德的典范，以期获取与其身为新兴崛起大国实力相符的国际地位及外交舞台上的话语权。为此，美国期待在菲律宾群岛建立一套有效的禁毒体系以实现其外交上的理想与抱负。
在早期如何殖民与经营菲律宾的草创阶段，布伦特主教的个人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菲律宾实施鸦片控制的兴趣。在获取菲律宾这一亚洲唯一的殖民地之后，以救世主身份君临菲律宾的美国政府并未为如何统治菲律宾殖民地花费过太多的心思与工夫。毕竟，以美国超然于世的工业实力以及在海外贸易及美西战争中发展与锻造的一流国家实力，再加上美国式拯救世界脱离苦海的“天赋使命”所营造的特殊氛围，当时的美国决策阶层自信满满地相信菲律宾在西班牙统治时代所遗失的道德复兴必然唾手可得。于是，美国国会很快于1905年通过了一个法案，迅即在菲律宾群岛推行了禁烟政策。[14]就结果而言，美国在菲律宾实施的闭门造车式禁烟政策，因其充满太多的理想以及对单一国家与地区实施禁烟难度的估计不足，其效果远非美国所愿。但是，菲律宾群岛因此成为美国针对医学与科研目的之外的麻醉性毒品实施禁止理念的最早实验基地却是不争之实，而从菲律宾发端的毒品禁止理念更是打造了美国禁毒史上的一个传统，那就是美国毒品控制内容的外向性特征。
毫无疑问，正是美国的倡导才促成了“上海万国禁烟会”的顺利召开，但是，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动机绝非只是“禁烟”那么简单。美国之所以提倡在中国上海召开第一次国际会议以讨论远东尤其是中国的鸦片问题，是因为其中的诸多因素牵扯到了美国自身的利益。除了上述的菲律宾鸦片问题需要以国际合作方式解决之外，还包括了下列几项至为重要的外交、经贸以及控制国外毒品来源方面的因素。
就外交上的因素而言，倡导召开国际鸦片会议成为美国提高其国际外交舞台话语权的良好机会。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与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殖民列强相比，美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尤其是在基本上已被瓜分完毕了的远东地区依然缺乏话语权。在那个特殊的盛行“丛林原则”的时代，尽管美西战争的胜利与菲律宾的占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威望，但在国家综合实力差距依然显著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提高其自身的国际威望并进而实现其国家利益的追求，依然属于美国所要继续努力的重要目标。因此，在菲律宾各地实施禁止鸦片措施而且深信其禁烟政策必然获得成功的情况下，美国力图以其在远东麻醉品交易史上的“清白”经历，通过召开国际性会议的形式，扩大其在菲律宾治理麻醉品的影响力，从而达到提高国际威望与增加话语权的目的。
就经济贸易因素而言，美国禁毒外交所要解决的自然不仅仅是麻醉品问题。1905年中国多地发生的抵制美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美国在华的投资和贸易，也增加了美国扩大在华投资的阻力。中美关系的紧张事实表明，若无法及时改进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不仅无法平息中国人的愤怒，这种尴尬关系的继续还将阻碍“门户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继而影响到美国在华利益的扩张。因此，通过召开“上海万国禁烟会”，不但可以平息中国人对美国的不满，甚至可以博取中国对美国的感恩之心。而且，依照美国的乐观估计，如果中国的鸦片问题能够因此得以解决，那么开放了的中国市场将可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来消化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工业国的美国所生产的众多剩余商品。正所谓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哈密尔顿·莱特的所思所想正符合了上述内容：既然美国已为中国做了如此有益之事，那么，要求中国响应其需要以及进行必要的金融方面改革岂不也是天经地义？！[15]
以国际合作方式从源头上堵截麻醉品进入美国则是美国禁毒外交的又一个重要部分。事实上，美国从一开始就强调了毒品源自外国以及非白人族裔的说法。在美国国内麻醉品泛滥一事上，美国白人的无辜之说既有来自传统的白人自我中心思维方式的影响，又折射了美国人总是习惯性地将包括毒品泛滥在内的国内问题责任轻易外嫁的态势。一方面，如同凯文·莱昂（Kevin Ryan）所指出的：“美国毒品问题的‘生产商们’总是习以为常地断言，更多的问题是发生在国境之外。在‘缺乏文明’的欠发达国家和区域，那些罪恶的毒品得以生产、加工并转口进入美国。”[16]将美国国内毒品泛滥的责任转嫁于外部属于美国的一种传统思维方式，这种现象即使在今日也可在美国的种种外交行为中见到。它源自早期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思想：新世界总是纯洁无瑕的，新世界的上帝子民自然也是无辜的。在早期毒品控制时期，他们往往习惯性地把产生早期毒品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当时的少数有色族裔。如鸦片之于华人、可卡因之于黑人以及大麻之于墨西哥人。因此，美国白人永远处于一个无辜的毒品受害者的虚构世界中。这种常态式的美国至上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无论是美国的国内麻醉品立法还是禁毒外交政策的走向，总是习惯于归咎于国外因素或外来因素。另一方面，美国禁毒外交的需要进一步助长了美国人将问题责任外泄的倾向。因为，这既可以使它继续保持在鸦片贸易史上所拥有的相对的道德高度，又能以麻醉品受害者的身份增强其自身在国际禁毒舞台上的话语权。在20世纪20年代日内瓦会议之前，波特就强调了其禁毒外交的基本理念：与其在国内立法禁止吸毒，不如在国外堵截毒源。因为后者才是有效的持久之法。[17]对此，贝尔（H. K. Beale）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日内瓦会议上，以波特为代表的美国代表团之所以固执己见，甚至不惜退会也要坚持会议应采纳美国禁毒模式的主张，其深层原因则在于，美国禁毒外交政策中毒品控制理念的输出，与其说出于道德层面上控制国际性麻醉品泛滥的考虑，更多的则来自保护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18]
“理想主义”与“国家利益”似乎是互相矛盾的两个内容，然而，恰恰就是这两个内容构成了美国毒品外交理念的正反两面。正如优金·维特科普夫（Eugene Wittkopf）所评论的那样，“在表面上，美国的日常外交政策行动可能显得不确定，但是在貌似不一致的背后存在着一种不难觉察到的统一模式”。[19]这种模式正是由美国的道德理想主义和基于国家利益着想的政治理想主义构成的。至于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卡尔·沃利斯（Karl Von Vorys）是这样下定义的：“作为一个标准的国家利益，它依赖于一个基本的假设：国家为了它的子民而订立方向”；“对于美国人来说，巩固美利坚合众国的存在总而言之就是个不可商榷的价值。”其中，军事与经济力量则应该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与安全。所以，在美国人中也不乏反对有时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道德主义的人。对此，沃利斯继续写道：“对于美国人而言，最好的传统是对全世界人民需求的敏感与关心。为了帮助世界人民，美国人应准备去承担许多责任、做出许多牺牲。美国人为利他主义所驱动或被自我利益所指引。”然而，他的结论是“在我们的国家利益问题上，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也不论其目的有多崇高，只要有牺牲美国国家利益的可能性，类似的牺牲都必须停止”。[20]沃利斯的持论固然突出了美国国家利益的首要性，但是，其持论中过度美化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道德性与现实利益冲突的观点却不敢苟同。很显然，沃利斯把美国外交政策理念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外延与美国外交中所坚持的国家政治利益内涵的两个侧面对立化了。事实上，美国外交的道德主义部分并非表面上那些冠冕堂皇之词所显示的那么单纯，简而言之，美国外交的道德主义部分基本上就是覆盖在美国国家利益之上的一层巧妙而美丽的外表，长而久之，它也进而转化为美国软实力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在美国，与沃利斯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也不乏其人。他们认为，在表面上，虽然外交上的道德主义与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可能性，但是，在传统的美国外交领域里，道德主义对于外交的推动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21]其中，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E. Osgood）就建议，道德主义与追求国家利益的政治理想主义履行了美国外交的两种需求：前者代表了值得去努力的理念，而后者则可以适当地保护国家利益，使之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免受威胁。虽然在某一时期，可能其中一种传统会比另外一种来得更为重要，但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却永远也无法消除。[22]无疑，作为美国外交政策框架内的美国禁毒外交，其理念所包含着的道德理想主义外延与国家自身政治利益内涵的两个层面，同样也在早期美国禁毒外交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扮演着富有影响力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