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作为一个团体性的麻醉品成瘾问题，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以一种“战士之病”形式发生在曾经参与美国内战的大量退伍军人身上。实际上，所谓的“战士之病”无非就是战时受伤者在大量使用吗啡后所产生的成瘾性后遗症罢了，只是囿于当时医学界在麻醉品成瘾认识上的程度，这一团体性的吗啡成瘾现象仅被视为一种普通疾病而由医生继续施以维持成瘾疗法而不了了之，从而使问题久悬不决，一时成谜。这是早期美国发生的因误用麻醉品而致成瘾的较为典型的群体事例之一。限于宪法权力之分以及在麻醉品成瘾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在麻醉品可以自由获取的19世纪，在麻醉品成瘾现象以及成瘾治疗问题上，美国联邦层面上并无任何具体的政策，联邦政府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然的或者说事不关己的态度。
1898年，凭借美西战争之威，美国占有了菲律宾，而菲律宾固已有之的鸦片问题却在不经意间促使了美国禁毒外交的兴起。由此而出现的美国联邦层面上的麻醉品成瘾治疗政策的雏形也随之首先试行于菲律宾殖民地。这种由美国政府主张的成瘾治疗方式的本质，就是乐观治疗麻醉品成瘾时代常见的断瘾治疗方式。
为了解决菲律宾群岛的鸦片问题，同时也为了达到在1908年3月1日开始全面禁止麻醉品以满足美国国会要求的目的，1906年3月8日，菲律宾殖民地最高统治机构菲律宾委员会（Philippine Commission）颁布了第1461号法令。根据这一法令，菲律宾委员会在菲律宾建立了一套登记成瘾者和商人的系统，他们向大约1.27万名的成瘾者颁发了吸食鸦片的许可证，不过，令委员会感到尴尬的是，在众多成瘾者中仅有10名自动戒瘾者。[1]同时，根据1907年10月12日颁布的第1761号法令，菲律宾委员会建立了持有政府执照的鸦片药店，以便通过合法管理进而逐步减少成瘾者的鸦片使用。从1907年11月开始，由规定的药店向成瘾者分发鸦片并予以逐月减少，以期在1908年3月1日时达到国会所要求的目标。除非病人的身体状况确实需要，菲律宾委员会所颁布的这两项法令都禁止医生给鸦片成瘾者分发鸦片。这与后来的1919年所出现的纽约麻醉品诊所的运行方式相类似。据1909年菲律宾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所称，在执行了第1761号法令之后，自愿或被送往医院治疗的成瘾者数目有所增加，但依然不超过1 000人。据称，当时鸦片成瘾者的治愈率很高，因为很少有要求“第二次入院治疗的病人”，因此，菲律宾全面禁止麻醉品的工作是成功的。[2]对于这一“乐观”成果，查尔斯·布伦特也曾在“上海万国禁烟会”上，非常自豪地将美国在菲律宾实施的禁止鸦片“成果”向会议委员会做了报告。[3]
事实上，在上海国际鸦片会议上，美国代表们所提交的治疗成瘾的成果报告中，不仅包含了美国政府在菲律宾的禁毒“成就”，前述的“唐斯疗法”也在此时被美国代表作为麻醉品成瘾治疗的“世纪大发现”而向与会的各国代表公布。[4]
查尔斯·唐斯的成瘾疗法，在经过了美国陆军部的调查鉴定后，被认为是一项“确实可以治疗吗啡和鸦片成瘾”的有效方法。早在1908年，唐斯称他以其独特的成瘾疗法在中国内地“治愈了4 000名鸦片成瘾者”。这种在中国显而易见的成功“给上海鸦片委员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美国代表们认为，在上海会议上发表唐斯的治疗成果将是显示新兴美国伟大的重要历史时刻，因为，这足以显示美国已经拥有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卓有成效的毒品控制手法。与此同时，他们还希望有机会让唐斯在上海国际鸦片会议上为各国代表演示一次所谓的有效方法，只是由于上海委员会的其他代表们声称会议没有资格评估这样“一个有前途的信息”才作罢。虽然如此，唐斯的成瘾治疗法依然成为美国代表团向美国国务院提交的官方报告的一个重要内容，唐斯疗法因此也被放到的一个显赫的地位。[6]在那个人人以为成瘾乃是一种简单易治的普通疾病的时代，美国代表们非常天真自然地认为可能存在一种简单的治疗成瘾的方法，“这与他们在上海鸦片委员会上反复作出的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禁止除了医用麻醉品外的成瘾性麻醉品的声明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简易的唐斯成瘾治疗法无疑满足了早期禁毒外交的需要，而简单认可唐斯疗法“则可避免可能出现的其他障碍”。因此，这一报告极力建议由唐斯负责监督美国各地成瘾治疗的情况，因为，他的治疗法是所有治疗鸦片成瘾方法中“最为成功的”，“他应该因这个治疗法得到赞赏”。[7]总之，在1909年的时候，唐斯的成瘾治疗法在美国联邦政府以及一些专业人士的推荐下成为美国最为权威的治疗方法。
从后世眼光来看，无论是对成瘾还是在治疗成瘾的认识上，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各界已经轻易地陷入成瘾治疗的乐观状态之中。事实上，在美国联邦层面上，菲律宾群岛治理鸦片成瘾的实践与美国代表团以及联邦政府对于唐斯疗法的推崇，都反映出联邦政府对于成瘾治疗所持有的乐观态度。与此态度同时存在的另一种现象是，在美国国内，联邦政府在麻醉品成瘾治疗上采取的则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态度。当然，这种源自宪法对于医生行医权的保护而导致的联邦政府的保守姿态也并非一成不变。伴随着《哈里森法》的颁布与执法程度的加深、早期成瘾治疗的缺陷以及成瘾人群结构的变化而引发的直接结果是联邦政府对于成瘾治疗的积极介入，而联邦政府从无为而治到积极干预成瘾治疗，也就成为美国从成瘾治疗的乐观时期走向悲观时期的一个突出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