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吸毒问题的主要相关研究

从检索到的研究来看，10年来国内吸毒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两大类。描述性研究集中在人群和行为的具体特征方面；解释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吸毒成瘾的社会学解释等方面：

国内吸毒问题的社会学描述性研究述评

社会学关注吸毒问题，首先是通过描述性研究来了解吸毒问题的行为。为了获得大量目标人群的实证资料，国内社会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社会调查方法搜集资料，进行相关描述性研究。但由于此类研究人员不多，因此相关研究成果有限。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吸毒人群的描述上。

与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关注吸毒者个体的生理、心理现象不同，社会学研究者把关注点放在作为松散准群体的吸毒人群上。而“吸毒人群”的概念也是在生理学、心理学大量使用“吸毒人员”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强调了社会学关注吸毒问题的群体性视角。10年间，吸毒人群也随着新型毒品的出现而发生变化，这实际上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从现有研究来看，中国海洛因市场调查⁽³⁾、国内首次新型毒品大型调查⁽⁴⁾和《吸毒人群调查》⁽⁵⁾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典型成果。这些研究通过运用社会学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抽样调查样本量大，个案访谈深入吸毒个案的生存世界，集中描述了吸毒人群的人口学特征、生活世界及吸毒状况、戒毒状况、回归社会状况等。

国内较早进行的针对吸食海洛因人群的大型调查是陈小波等通过对云南、浙江、甘肃3省9城市的强制戒毒所戒毒人员进行的1200份问卷调查。该调查讨论了海洛因吸食者的人口学特征、初次吸毒情况、复吸情况、吸食行为分析和吸毒者的社会网络状况。他们提出的很多关于吸毒人群的现状在相关研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如男女性别比接近2∶1；无业者中青年是主体；受教育程度低；好奇、追求刺激、赶时髦、从众行为、得到同辈群体的支持是他们初次吸毒的因素；吸食场所以家里为主；烫吸是初次吸毒的主要方式；复吸率高；每个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背后有2.4个隐性吸毒人员⁽⁶⁾。而针对云南、甘肃、湖北、浙江、四川、贵州、新疆、广东、北京等省的其他问卷调查研究结果与这项调查研究的结果接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国内在吸食海洛因人群的描述及观点上有基本的共识，即吸毒人群“男性为主”、“年轻”、“无业”等。

随着合成毒品的出现，上海开展了“新型毒品滥用现状、发展趋势及应对策略”的实证研究是社会学研究中的典型。该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上海市拘留所、戒毒所和社区的吸毒人员，回收面对面调查问卷656份，个案访谈40名，研究关注新型毒品流行的因素，⁽⁷⁾并提出了新型毒品使用者的五大基本特征：男性“势众”、女性“速疾”的性别差异；低龄浪潮涌现的年龄结构；“低等”密度高、“高等”增势迅猛的学历分布；非稳定就业占据半壁江山的职业状况；四成“分崩离析”的婚姻状况。⁽⁸⁾该研究还分析了上海新型毒品使用人群的“群体性”特点，提出群体心理导致个体理性泯灭的观点。⁽⁹⁾由此可见，新型毒品使用人群具有“年轻化”、“集群化”等特点。

此外，笔者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对南京强制戒毒所、江苏女子劳教所的戒毒、劳教人员进行深度无结构个案访谈，挖掘吸毒人群的生命历程，整理出71例吸毒个案（新型毒品个案22例，海洛因个案49例）访谈资料⁽¹⁰⁾。这项研究弥补了上述两项定量研究在展现吸毒人群的生活状况、吸毒及越轨行为细节上的不足。

总之，国内吸毒问题的相关描述性研究，基本实现了对吸毒人群现状（人口学特征和吸毒行为特征）的较为清晰的描述，为研究者进一步分析和解释吸毒问题打下了基础。研究成果还仅集中在吸毒人群的特征描述方面，吸毒人群的互动与交往、回归社会、毒品犯罪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十分缺乏。

国内吸毒问题的社会学解释性研究述评

解释性研究，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取向，是通过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和阐释某一社会现象、问题的过程、结构和根源。纵览1997—2007年的相关研究，吸毒问题的社会学解释性研究主要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主题，其内容涉及吸毒成瘾行为的研究。

“社会因素对个人吸毒成瘾行为的影响”是吸毒成瘾行为的社会学视野需要解释的主要问题，即社会是如何影响个人吸毒行为的发生和成瘾的。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吸毒成瘾行为的解释性研究，集中在初次吸毒原因和复吸原因两个方面，而更多的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初次吸毒原因的社会学解释上，复吸行为的研究较少。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关注不足有关，更与吸毒成瘾的特殊生物心理成瘾机制及生理学、心理学既有观点对社会学者的影响有关，即认为吸毒成瘾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生理和心理问题。这种认为“社会学的解释对复吸问题研究没有任何帮助和意义”的刻板观点，削弱了很多学者研究“复吸”和“成瘾”问题的研究热情。从现有研究来看，不同研究者围绕“社会因素对个人吸毒行为的影响”进行探讨，观点较为集中和统一在“家庭”、“亚文化”、“社会因素”，缺乏观点上的争鸣。

家庭为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家庭因素”与吸毒成瘾行为的关系；何志雄认为，家庭教育失败和家庭成员不良关系增加了吸毒的可能性⁽¹¹⁾；蓝李焰认为，初次吸毒的社会原因从深层次上讲与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¹²⁾；而其他一些研究者也都认为，吸毒行为与家庭环境密切相关⁽¹³⁾。可见，家庭因素是解释吸毒问题的重要维度。

从“亚文化”视角来看，蒋涛等认为，吸毒人群初次“追求性吸毒”行为的原因是享乐主义的亚文化⁽¹⁴⁾；夏国美提出可以从亚文化接纳的角度来分析青少年吸毒的原因⁽¹⁵⁾；唐斌认为，青少年吸毒的群体性诱因在于青少年熟识和联系紧密的群体环境中存在吸毒行为交往群体的诱导⁽¹⁶⁾；王珍宝认为同伴压力的存在及对特殊亚文化的认同是脱瘾者复吸的社会因素之一⁽¹⁷⁾。但是，由于现有研究者还没能获得吸毒人群亚文化群体的翔实相关资料，因此，亚文化研究视角还缺乏对目标群体的互动模式的深入理论研究。

从“社会因素”视角来看，众多学者提出了“社会环境”、“社会支持”、“社会控制”等概念，深化了解释性研究的视角。“社会环境恶化”是国内很多研究者的研究问题。李双其认为，毒品容易获得、吸毒人群容易接触、政府和社会对戒毒者出所后的帮教措施未能跟上，是复吸的社会环境原因。⁽¹⁸⁾此外，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吸毒网络的扩张⁽¹⁹⁾及毒品黑市和高危地点的存在［7］是毒品容易获得的原因。

此外，“社会支持”概念的引入，也是社会学相关研究的新视角。社会支持不足⁽²⁰⁾是一些学者的研究观点。此外，蒋涛在对重庆吸毒人群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中认为，吸毒人员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很小，吸毒网络具有秘密性和牢固性。其相识关系提供毒品支持，朋友关系和亲戚关系提供情感和经济支持。吸毒人员的吸毒年限、有抢劫和偷盗行为对注射吸毒行为和共用针头注射吸毒行为有明显的影响。⁽²¹⁾

综上所述，国内社会学者就吸毒成瘾行为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这些有益探索为最终找到吸毒成瘾的社会根源奠定了基础。但从10年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社会学研究采用在公安机关开设的戒毒所和劳教所抽取样本的问卷调查方法，少量研究采用个案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可见，问卷调查已成为社会学研究获取资料的最重要的手段。但值得商榷的是相关定量研究的样本的代表性。

从社会学方法来看，问卷调查是定量研究中抽样调查的一种资料收集方法，问卷调查的目的是希望了解中国吸毒人群总体的属性和结构。抽样调查的方法论的逻辑基础要求样本应检验代表性问题。所谓代表性，指的是样本的一种属性，即样本能够再现总体的属性和结构的程度。⁽²²⁾因此，样本的代表性高，把对样本的研究结论推论到总体的可靠性程度就高；样本的代表性低，把对样本的研究结论推论到总体的可靠性程度就低。

国内大量相关社会学研究采用在戒毒所和劳教所抽取样本的问卷调查基于吸毒人群的特殊性这一事实：吸毒人群作为一个隐蔽的边缘人群，人群分布不规则且惧怕接受调查。在社会中进行抽样调查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研究不得已通过戒毒所和劳教所进行抽样调查，这就出现了大量研究缺乏代表性检验或存在样本代表性低的问题，即存在“对戒毒所、劳教所样本的研究结论能否推论到整个吸毒人群”的问题。也就是说，吸毒人群的各种属性和结构，能否简单地通过对集中收治在强制戒毒所、劳教所的戒毒、劳教人员中反映出来？可能还不能完全反映，因为戒毒所、劳教所里收治的戒毒劳教人员在各种属性和结构上的偶然性较大。例如，公安部门进行的一次专项打击“麻将赌档”的活动，就有可能把大量出入赌档的吸毒者一网打尽，他们被送到戒毒所里将会极大影响戒毒人员的人群构成、男女性别比例和其他人群结构。所以，对现有戒毒劳教人员的问卷调查可能会因为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带来代表性的问题。至少，大量研究没有重视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也没有在研究中明确探讨样本的代表性检验问题。

当然，如果当地戒毒所里的人群样本总量和当地吸毒人群总体相对较为接近，样本和总体的代表性将不是问题。但问题在于，从现有戒毒劳教体系规模和实际吸毒人群规模来看，显然样本相对不太接近现实总量。因此，如果从严格的方法论上来讲，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强制戒毒所、劳教所等机构的问卷调查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代表性问题。代表性的问题的后果在于，大量抽样调查研究的代表性存疑，研究价值和针对吸毒人群的研究结论和观点将不能推论到总体，研究的普遍性意义和价值将受到严重影响。

如何解决吸毒人群的方法论上的代表性问题呢？笔者认为，在吸毒问题的研究方法选择上，如果选择抽样调查的定量研究方法，可以使用“受访者推动抽样”的方法。这种非概率抽样调查方法引入社会网络概念，弥补了滚雪球抽样方法的不足，具体步骤是先任意找到几个要研究的隐蔽人群的成员（种子），对种子进行调查后，给他们发放一定数量的物质奖励，然后要求他们帮助找到新的具备调查要求特征的目标群体成员。⁽²³⁾当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研究者也可以选择定性研究方法来避免代表性问题，因为定性研究不存在这一问题，它更多地追求研究的典型性和深入性，这也是笔者选择个案研究方法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