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上海开埠后，资本主义列强逐渐在上海建立了英租界、美租界和法租界，后英美租界又合并为公共租界。于是一些外商以及与之有联系的华商公开在租界内销售鸦片，并转销全国各地，上海成为当时世界上鸦片消费量最大的都市之一。
当时上海有大同行、小同行、挑膏店、烟馆等四级贩烟的网络。
大同行是专做印度烟土进口的英国洋行，又可细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英国人开设的烟土商行如怡和洋行，1843年该行和宝顺洋行等到上海开业，在70年代以前一直控制着鸦片贸易的主导权。
第二种是英籍犹太人开设的贩土商行，如新康、老沙逊、新沙逊、哈同等洋行。老沙逊即大卫·沙逊（1792—1864），1832年在孟买设立沙逊洋行，随后以香港为前沿据点向中国走私运销鸦片。1845年，该行在上海江西路九江路口设立分行，在孟买、上海间贩卖鸦片。在最初的20几年中沙逊洋行还不是怡和洋行的对手，它的鸦片贸易量只占上海鸦片贸易的20%。1872年，次子伊莱亚斯·沙逊（1820—1880）在老沙逊病死8年后独自创办了新沙逊洋行，行址设在仁记路5号（今滇池路和平饭店后门）[17]。新沙逊洋行锐意进取，积极改善情报和运输系统，特别是果断地采用了刚问世不久的吨位大航速快的新式轮船投入鸦片的远程运输，从而很快取代怡和洋行，成了鸦片贸易的头号洋行。至70年代末，沙逊集团已控制了70%的印度鸦片的贸易量。有人估计，沙逊集团在1840—1914年的74年间，由鸦片贸易所获的利润高达140593780万两。[18]
1874年，另一个英籍犹太人欧思·爱·哈同（1847—1931）来到上海谋生。此人先进老沙逊洋行为职员，1886年改换门庭，进入新沙逊洋行任地产部经理，1890年前后升任大班。在学得新、老沙逊洋行鸦片经营的奥秘后，哈同于1901年独立开办哈同洋行，其主要业务是烟土和土地的买卖。他仅用了短短几年就青出于蓝胜于蓝，超过了新沙逊洋行成为鸦片贸易的新盟主。哈同在新沙逊洋行任职时期自筹资金，建立仓库，大量囤积烟土，等涨价时加价抛出。某一次，他在清政府放出风声要禁烟时在已有1万箱鸦片存货的基础上乘机大量低价进货，时隔不久禁烟之说烟消云散，烟土价格在一周之内暴涨了30%。吃准行情，老于世故的哈同仅此一笔就赚进了几十万两的白银。[19]
1885年之后，以在鸦片贸易方面居领先地位的沙逊洋行为主，在上海设立了“洋药公所”即鸦片贸易所。“洋药公所”在成立后的20年中共销售鸦片40万箱，平均每年2万箱。[20]“洋药公所”是挂牌定价出售期货的，需要购买鸦片的各土行土商必须先交定金预约购买哪个月的货（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按沙逊洋行的挂牌定价认购现货）。如此新办法的出台不仅使沙逊等洋行可收取定金供资金周转运用，而且在各土行急需时临时加价，赚取超额利润。“洋药公所”推出的期货交易方式使得各土行土商均可进行炒买炒卖，极大地刺激了鸦片贸易的新繁荣。
第三种是英籍“白头行”，即英籍阿拉伯人（头缠白布）开设的贩土商行，如“八巴利”洋行等。
小同行的职能是向上述三种大同行购得烟土后设店零售，或再转批发给内地商人。
挑膏店经营规模较大，是专门熬制烟膏，零售给烟馆或鸦片吸食者个人的商店。生鸦片是不能直接吸食的，必须经过熬制方可使用。在上海经营挑膏店的主要有潮州帮和广州帮。相传广东潮州人郑四太爷最早来沪，在后马路（今宁波路）开设郑洽记土行，操着英语为怡和洋行推销鸦片。接着郑氏族人陆续来沪开设郑永康、郑宝成、郑宝康等土行。潮州帮贩烟的第二号人物是郭子彬，此人亦通英语，上海开埠伊始即专门代洋商洽谈生意，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郭即以此为资本，开设郭鸿泰土栈。除了郑、郭两大姓之外，潮州帮贩烟的第三大姓是陈姓。陈姓的土行有陈源大、陈有利等。1856年，上海道台吴煦奏准朝廷，设置广潮义捐，由上海广潮鸦片商人承办鸦片捐赠税。具体办法是每贩出一箱鸦片，由广潮商人向政府缴20两银捐税。[21]从此，广东商人在上海确立了经销鸦片的垄断权。
当时属于潮州帮办的烟店有林恒丰等数十家，它们的特色是烧工地道，蘸烟发泡时细沫白泡，层出不穷。属于广州帮的烟店有广诚信、广诚发、广诚昌、广福和、广维新等数十家，特点是多陈膏宿膏，香味浓厚，因此价格也最贵，至清末广帮的烟膏卖价在每钱130文至140文之间。烟膏质地口味最好的是位于九江路上的广诚信，店内设施最豪华的是位于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江西路口1873年开办的南诚信。
至于小规模的烟馆，据1872年《申报》的统计，上海约有1700余家，“几同茶、酒、饮食之店焉”[22]。以在英租界的为最多。此外，在上海英租界尚有不少出售烟土的土栈。据《华商行名簿册》披露，至1906年尚有30个土栈在英租界内。[23]
对于挑膏店、烟馆老板来说，只要能够赚钱，中外烟土均在其经营的范围之内。因为中外烟土进货渠道、进货价格不同，分别为不同层次的吸食者所接受，倒也各行其道，相安无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