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医外科对皮肤病的记载及认识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及在对自然界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对皮肤病的深刻认识。皮肤病在古代没有形成专科,有关皮肤病的论述,多散见于各种外科文献中。中医对皮肤病的认识和治疗,在中医的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古代劳动人民生产经验的总结和优秀文化的结晶。

公元前14世纪左右的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有关“疾自”、“疾止”、“疥”、“疕”,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有关皮肤病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周代,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出现了医学分科。如《周礼·天官》记载有“疾医、疡医、食医、兽医”。其中,“疡医”即外科医生,主治包括现代皮肤病的一些外科病症。又记载有“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疡医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凡疮疡以五毒攻之”,根据郑玄注解:五毒即以石、胆砂、雄黄、矾石等,烧炼升汞,制为药物,这是世界上最早应用砷、汞治疗皮肤病和外科疾病的记载。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据考证成书于周代,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医学文献。其中记载有冻疮、疣、诸虫咬伤等皮肤病病名,并有用葱熨治疗冻疮,以灸治疣的记载。该书中记述的用于治疗皮肤病的外用制剂有40多种,外用药的剂型有散剂、膏剂、水剂、醋剂、水银剂等,并叙述了砭法、灸法、熨法、熏法、按摩等治疗方法。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医学论著,总结了我国春秋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和治疗经验,其中关于皮肤病病名的记载就有数十种之多,如痈、疽、疠风、痤疿、痒疥、秃疮、皮痹、疣赘、大风、皮槁、毛拔、口糜等,并有不少关于皮肤解剖、生理、病因、病机、治疗的论述,其中关于大风的描述“病大风,骨节重,须眉坠,名曰大风”类似于现代医学的麻风病。

汉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有较多关于皮肤病的记述,他不仅提出了狐惑病、阴阳毒、浸淫疮等病名,还指出了其发病机制及治疗的方药。其中,关于用黄连粉治疗浸淫疮(相当于湿疹)方法,直到现在还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晋代葛洪著的《肘后备急方》记载了多种治疗皮肤病的方法,如蟾蜍烧灰,猪油和之外搽以治癣疮,鳗鱼脂外敷治疗白驳,藜芦、猪油外搽治疗白秃,用汗椒汤外洗治疗漆疮,酢磨乌贼骨敷治疠疡风等。此外,他还提出了诸如“风瘙隐疹”、“月蚀疮”、“酒渣鼻”、“狐臭”、“反花疮”等多种皮肤病病名。

南齐龚庆宣所著的《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外科专著,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是论述皮肤病的,为中医皮肤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提出治疗小儿头疮的紫草膏方,治疗皮肤热痱瘰疠的白敛膏方等,并首次记载了用水银膏治疗皮肤病,这比其他国家要早600多年。

隋朝巢元方在公元7世纪初编著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各科疾病病因病理的专著。全书50卷中有15卷涉及皮肤病,列述了成人皮肤病100余种,小儿皮肤病40余种,还叙述了妇人皮肤病。如书中记述了风瘙瘾疹、阴下湿痒、须发脱落、蛇身、面疱、酒皶、黑痣、白秀、赤秀、鬼舐头、赤疵、白癜、疣目、干癣、湿癣、风癣、圆癣、疥、癞等皮肤病。书中对多种皮肤病的症状、病因病机及疗法等方面均有详细的记述,如漆疮是人“禀性畏漆”所致,“但见漆便中其毒”。对麻风病的病因提出了“毒虫”之说,较之过去认为由“风”引起的观点是一进步。认为瘾疹的发病原因主要是由于“人皮肤虚,为风邪所折”。认为风瘙痒的发病为“邪气微不能冲击为痛,故但瘙痒也”。认为酒齄鼻是“由饮酒热势冲面而遇冷风之气相搏所生”。他还第一次对疥疮和疥虫作出了详细的描述,“疥疮多生于手足趾间,染渐生至于身体”,“疮里有细虫甚难见,小儿多因乳养之人病疥而染着小儿也”,明确指出疥疮的发病是“皆有虫”,并提出“以针头挑得”的验证方法,而西欧有关疥虫的报道最早见于18世纪,比我国晚一千多年。

唐代王焘编著的《外台秘要》是一部综合性医籍,收录了有关泥疗、蜡疗、冷冻、拔甲及护肤美容等皮肤病外治法的大量资料。对天花(斑疮、豌豆疮)的症状,从发疹、起浆、化脓、结痂的过程均作了详细记载,并能根据痘疹的色泽、分布来判断预后的好坏。孙思邈编著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对多种皮肤病的病因病机、症状、好发部位及治疗均有论述,对小儿常见的皮肤病作了全面论述,是小儿皮肤病学的先驱。孙氏曾亲自诊治麻风病患者600余人,被誉为我国第一位麻风病学专家。在外用制剂方面,应用硫磺或汞剂以膝脂、蜡或蜜调为膏涂擦,此与现在临床采用硫磺软膏、汞软膏治疗疥疮等皮肤病的方法相近。在皮肤美容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唐以前沿用的猪胰、澡(皂)豆等去垢护肤的传统经验,创制和应用了许多灭癜悦面药方。其所述的妒精疮与现代医学的发生于生殖器部位的硬下疳基本相同。

宋代,由国家组织编著了大批方书,其中包含丰富的皮肤病内容。陈自明的《外科精要》是一部痈疽(皮肤感染)的专著,全书体现了内外兼治的思想,一改以前皮肤病只重内治,不重外治的观念,是中医外科、皮肤科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

元代齐德之著《外科精义》,该书总结了元代以前各方书的经验,提出了外科病是因阴阳不和、气血凝滞所致,对包括皮肤病在内的外科病,如痈、疽、疔、疮、瘰疠的治疗已有新的发展,并特别强调整体的辨证论治,主张“以审病知所以然,而量其阴阳强弱以施疗”。该书对疹肿的鉴别、疖、痈、疽的区别,疖和痈初期宜灸的理论均有独到见解,对皮肤病记有系统的辨证、原则及论治方法。

明代,皮肤病理论日趋丰富和完善。在很多外科书籍中,都系统的记述了皮肤病的病名、病因、症状和治疗等。明代对皮肤病论述较多的医著主要有刘纯的《证治要诀》、薛己的《外科发挥》和《外科枢要》,汪机的《外科理例》,申斗垣的《外科启玄》,王肯堂的《证治准绳》,陈实功的《外科正宗》,陈司成的《霉疮秘录》,张景岳的《景岳全书》等。《证治准绳》一书以证治为主,并博采各家言论,因证论治,有“博而不杂,详而有要”之称。《外科正宗》“列证最详,论治最精”,所述疾病“则微至疥癣,亦所不遗”。该书所记载的皮肤病名,有些是前代医书未曾记述的,如白屑风、臭田螺、枯筋箭等。对每一疾病的病因、症状、治法、预后、调理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列出许多治疗方剂和药物配制方法。该书所记述的许多方剂和外用药物,现在临床上还在使用。因此,本书是一部具有实用价值的中医皮肤病学参考书。《外科启玄》一书,除对皮肤病的症状有较确切的描述外,并在各病之后“图其形症”,使读者易于领会理解。此与现代皮肤病书中附以照片的方式相似。

清代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皮肤病学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公元1665年祁坤著《外科大成》,书中以解剖部位分类,叙述各种皮肤疮疡的辨证方法和头面等部位小疵的治法。这种按部位分类的方法,可谓独树一帜。书中论述皮肤病达八十多种,辨论详尽,治法简明,“白疕”(银屑病)等病名多为该书倡用。乾隆年间由官方出版的《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记述了近百种皮肤病,内容比较系统扼要。该书图文并茂,歌诀体裁,便于读者掌握和运用,因此得到广泛流传。其他如顾世澄的《疡医大全》,王洪绪的《外科证治全生集》,赵学敏的《串雅外编》,许克昌的《外科证治全书》、邹岳的《外科真铨》,张正的《外科医镜》、高秉钧的《疡科心得集》、张山雷的《疡科纲要》,吴师机的《理瀹骈文》等均有皮肤病的记载,内容各具特色。

此外,明清时代出现了某些传染性皮肤病的专科著作。明代陈司成的《霉疮秘录》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梅毒性病学的专著,该书系统总结了我国16~17世纪治疗梅毒的经验。在梅毒传染方式上,该书明确认为是因不洁性交而传染,妓院是主要的传染场所;在梅毒临床表现上,该书已认识到了由硬下疳到二三期梅毒的发病过程;在梅毒的治疗方面,该书对各期霉疮的治疗均有详细论述,对土茯苓的临床适应证作了较详尽的论述。其中最突出的是首次介绍了用中药砒制剂治疗梅毒,这比国外欧洲开始用砷剂治疗梅毒要早300多年;在预防方面,该书告诫人们洁身自爱,患病后不要与亲人居住等。沈之问的《解围元薮》是一部论述麻风的专书,对麻风病的病因、病症、治疗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认识到麻风病是一种危害最烈的传染病,其传染源主要是麻风病人,主张将麻风病人隔离。其他论述麻风病的专书还有明代薛己的《疠疡机要》,清代肖晓亭的《疯门全书》。《疯门全书》对麻风列出三十六种,分别附以皮损图解,并指出其中有十种是真正的麻风病,另外二十六种则“似麻风而实非麻风也”。可见当时对麻风的病因、诊断和鉴别诊断均有细致的观察。在治疗方面,元代朱震亨《本草衍义补遗》一书中,已有大风子可治麻风,并指出了大风子的副作用。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了大风子的名称由来为“能治大风疾,故名”,并详细论述了大风子的炮制、效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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