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合法化思潮，触动了西方社会的敏感神经，也触及到了西方强大的禁毒机构和禁毒组织的切身利益，许多机构或个人对毒品合法化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要的批评意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毒品合法化会使吸毒者大量增加
反对毒品合法化的观点有着一种源于直觉的推定，即是说，如果毒品合法化进入自由市场，则会使吸毒者更容易获取毒品，从而会导致毒品吸食者的大量增加。如有学者以西班牙为例，指出：“在西班牙，合法化三年后，毒品消费的增加是引人注目的，甚至是触目惊心的，高达150％。最近统计标明，在12—26岁的青年中，有34％的人吸食某种麻醉品（吗啡、海洛因、哈希什或玛丽华纳）；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人中有24％的人每天吸食硬毒品。从前，青年人还能说明他们吸毒的动机，现在甚至说不清为什么吸毒。”[63]2009年度的《世界毒品报告》也指出：“自由的药物市场会使毒品大行其道，而受管制的市场会产生相应的黑市。合法化不是既能遏制黑手党式组织又能解决药物滥用问题的魔法棒。”但是，并没有明确而清晰的数据证成毒品合法化后必然导致吸毒者增加，所有反对毒品合法化的观点都建立在一种推定基础之上，只是这种推定似乎更符合常识。如美国学者Wilson所言：“尽管没有人能明确肯定，但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使用毒品。”[64]美国学者埃里克·古德一方面承认在合法化后吸毒人数变化的不可知，另一方面认为，正是这种结果的不可知性，使合法化的选择需要谨慎对待。而且，从美国禁酒令实施的历史以及毒品可得性与毒品使用之间的高度关联性不难推断，毒品合法化后吸毒者的增加是可以预期的。同时，那些原本就是吸毒者的人，在毒品合法化之后可能会增大吸食的剂量，进而成为社会的威胁和负担。[65]即，虽然没有确定的证据表明毒品合法化后吸毒者必定增加这样一种判断，但是，做这样的尝试却是具有很大的风险的，而这种风险是社会和国家无法接受的风险，因此，不能进行毒品的合法化。
毒品合法化会导致社会伦理的瓦解和崩溃
美国学者Wilson指出，特定毒品的大量使用对于使用者的人格有摧毁性，尤其海洛因、可卡因、克拉克（Crack）作用显著。毒品使用产生的愉悦和陶醉使很多使用者乐此不疲而忽视了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应该具有的品德——节制、忠诚、责任、同情。另外，很多使用者的尊严、独立人格及劳动能力也被摧毁殆尽。[66]在考虑到可能面对自由主义者“危害原则”的反驳时，Wilson又提出，即使国家对于公民的人格形成没有责任，且只有在伤害他人时方可予以限制或惩罚，那么，毒品的依赖事实上伤害了其他人。他举例说：“一个沉溺于愉悦感的海洛因上瘾者、一个憧憬下一次高潮体验的克拉克（Crack）使用者、一个渴望从其抑郁中获得放松的可卡因吸食者——他们不可能是健康人、高效的工人、慈爱的父母、可信赖的邻居、勤奋的学生、安全的司机。还有，一些无辜者在不能自主选择的情形下被毒品直接伤害。如毒品依赖者母亲的婴儿会无辜承受痛苦和伤害。而社会则会承受更多的代价：低下的生产力、频发的事故、更高的保险费用支出、更大的社会福利花费以及低效的教育。”[67]从社会伦理维持的角度出发，毒品合法化后放任毒品对于公民人格的摧毁和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取决于两个方面：其一，国家是否有权力以刑罚手段要求公民为善；其二，毒品是否确实对人格具有摧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