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合成毒品滥用的家庭因素分析

家庭是建立在婚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基础上的亲密合作、共同生活的小型群体,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和细胞。而家庭关系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内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如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婆媳关系等。在家庭中,婚姻、血缘或抚养关系是形成家庭的基本关系。除了家庭关系之外,每个人又会与其他人建立亲属关系。这种亲属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大体包括父族亲属关系、母族亲属关系和妻族亲属关系等,这些亲属关系对家庭关系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家庭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人出生就在家庭中生活,而且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也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因而可以说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群体。无论什么人,都与家庭发生着一定的关系。为此,探求新型合成毒品滥用群体与其家庭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获得尽量多的信息、避免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因滥用而形成的信息不完整以致撒谎等情况,笔者设计了45个变量来反映新型合成毒品对家庭的归依关系。后通过对问卷的分析整理,一是删掉了三类群体识别程度不高的一些指标,如“我父母有违法犯罪现象”三类群体165人全部填“从不”,因而识别率极低,类似的还有“我父亲或母亲谈论过自杀”“我父母常抱怨社会不公平”等指标。二是删掉了2个变量相关系数特别高、近似雷同指标中的1个(见表4-54)。

表4-54 家庭有关指标的相关性

家庭有关指标的相关性

*显著度为0.05时的变量显著相关关系(双尾)。
**显著度为0.01时的变量显著相关关系(双尾)。

在表4-54中,各类指标的高强度相关关系较为明显,在此基础上再着重分析问卷,就会发现两两之间指标内容的高度相似。因而在选择变量时,只选择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个。如上表中的“我们只喜欢同家人在一起”与“我们家人喜欢在闲暇时间聚在一起”在显著度为0.01时,两个变量显著相关(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达0.532)。再仔细核查问卷内容时,选项雷同较多,因此两者选其一进入下一阶段分析。最后经认真筛选,从45个变量中选择了9个变量来考察家庭因素影响与3类新型合成毒品滥用群体的关系。其中,“家人互相帮助”变量,体现了家庭的凝聚力;“容易与父母讨论问题”,反映父母与小孩的沟通能力;“我父母知道我干什么”,反映父母对小孩的关心、了解程度;“即使不统一,我也服从父母”,反映小孩对家庭的服从程度;“我父母给我好的建议”,反映小孩对父母水平的认可程度;“我父母伤我的感情”,反映父母的教育方式是否妥当;“看书、酗酒、打牌”3个变量主要反映父母的日常行为对小孩的影响。

为了测量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家庭因素与吸毒行为的关系,首先设计了五级量表来量化、评价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家庭各指标(见表4-55)。

表4-55 测量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家庭因素与吸毒行为五级量表

测量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家庭因素与吸毒行为五级量表

然后,给量表赋值(见表4-56),总值及平均值越大,表示家庭对个人的正面影响越多;总值及平均值越小,表示家庭对个人的正面影响越小。平均值1—5分别表示不健康家庭、较不健康家庭、中性家庭、较健康家庭、健康家庭。

表4-56 测量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家庭因素与吸毒行为五级量表赋值表

测量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家庭因素与吸毒行为五级量表赋值表 

“high”妹群体家庭因素分析

表4-57 “high”妹群体家庭因素相关指标值

high”妹群体家庭因素相关指标值

由表4-57可知,“high”妹群体家庭在“家人互相帮助”上平均值较高,为4.21,介于较健康与健康之间,偏向于较健康(8);觉得“容易与父母讨论”变量平均值为3.25,介于中性家庭与较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父母知道我经常干什么”变量平均值为2.67,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父母给我好的建议”变量平均值为2.83,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即使不同意,我也服从父母”变量平均值为3.25,介于中性家庭与较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我父母伤我的感情”变量平均值为2.75,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我父母读书”变量平均值为1.58,介于不健康家庭与较不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较不健康家庭;“我父母酗酒”变量平均值为2.75,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我父母打牌搓麻将”变量平均值为2.33,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较不健康家庭。

个体、公司职员等群体家庭因素分析

表4-58 个体、公司职员等群体家庭因素相关指标值

个体、公司职员等群体家庭因素相关指标值

由表4-58可知,个体、公司职员毒品滥用群体家庭在“家人互相帮助”上平均值较高,为4.57,介于较健康与健康之间,偏向于健康;觉得“容易与父母讨论”变量平均值为4.09,介于较健康家庭与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较健康家庭;“父母知道我经常干什么”变量平均值为3.55,介于中性家庭与较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较健康家庭;“父母给我好的建议”变量平均值为3.36,介于中性家庭与较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即使不同意,我也服从父母”变量平均值为3.29,介于中性家庭与较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我父母伤我的感情”变量平均值为2.09,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较不健康家庭;“我父母读书”的变量平均值为3.17,介于中性家庭与较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我父母酗酒”变量平均值为1.76,介于不健康家庭与较不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较不健康家庭;“我父母打牌搓麻将”变量平均值为2.12,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较不健康家庭。

无业者群体家庭因素分析

表4-59 无业者群体家庭因素相关指标值

无业者群体家庭因素相关指标值

由表4-59可知,无业者毒品滥用群体家庭在“家人互相帮助”上平均值较高,为4.05,介于较健康家庭与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较健康;觉得“容易与父母讨论”变量平均值为2.99,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父母知道我经常干什么”变量平均值为3.12,介于中性家庭与较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父母给我好的建议”变量平均值为3.10,介于中性家庭与较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即使不同意,我也服从父母”变量平均值为2.56,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我父母伤我的感情”变量平均值为1.23,介于不健康家庭与较不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不健康家庭;“我父母读书”的变量平均值为2.11,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较不健康家庭;“我父母酗酒”变量平均值为1.99,介于不健康家庭与较不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较不健康家庭;“我父母打牌搓麻将”变量平均值为2.02,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较不健康家庭。

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家庭因素对比分析

为了更好地进行对比,特将“high”妹、公司职员等、无业者的家庭相关指标的平均值列图表如下:

表4-60 三类群体家庭相关指标平均值

三类群体家庭相关指标平均值

变成折线图,如图4-5所示。

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家庭因素对比

图4-5 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家庭因素对比

可见,三类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基本上体现一定的层次性特征。公司职员类滥用群体除了“我父母伤我感情”与“我父母酗酒”“我父母打牌搓麻将”3个指标处于较不健康状态之中,其他指标都比较正常,且由于此类群体在信念与朋辈群体等因素方面大都处于正常状态,那么家庭的“我父母伤我感情”“我父母酗酒”“我父母打牌搓麻将”这3个指标就对此类群体滥用新型合成毒品产生着直接性的影响。因此,针对此类滥用群体开展新型合成毒品预防教育,就要从这3个主要指标着眼,设计相关的预防方案与内容。

“high”妹滥用群体的家庭健康程度次之,除“我的家人互相帮助”变量处于较为健康的状态外,其他指标均处与一种中性或不健康状态中,尤其是在“我父母读书”方面平均值仅为1.58,比无业人员滥用者同类指标低0.53,接近半个健康状态;比公司职员类低1.59,接近于一个半健康状态。在“我父母伤我的感情方面”,程度也较深,处于一种较不健康状态中,这也可以用来解释诸多“high”妹盲目出来打工的原因。

无业者新型合成毒品滥用群体家庭健康状况最差,其折线图反映的各值总体上都比前两类低。除“我的家人互相帮助”处于一种较为健康的状态外,其他都处于中性状态与较不健康状态中,尤其是在“我父母伤我感情”方面,其值仅为1.23,处于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状态之中。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无业者心理压力大,为什么其宁愿在外面无目的地玩耍也不愿待在家里、为什么其信念与主流的文化格格不入、为什么其愿意在外面胡乱交坏朋友等。而上述各因素又是造成无业者滥用新型合成毒品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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