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毒品问题的发展,除了主张加强“禁毒”的各国政府外,在学术界也有些人主张应该用放松管制、允许毒品合法使用的方法来消解毒品带来的社会问题。这种思潮在欧洲的一些地区甚至被政府所采纳。笔者在此并不赞同所谓毒品合法化的观点,但作为国际禁毒问题研究的一部分,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对国际上关于毒品合法化的争论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了解这场争论的内容,有利于我们更为理性和更为科学地开展有关禁毒的研究。

所谓毒品合法化,是指在对待毒品监管问题上采取与监管烟草、烈性酒等相同的方法,即毒品的拥有和交易将“合法化”,同时对获取毒品设立一定的限制条件以使人们清楚毒品所造成的危险性。2001年,葡萄牙通过一项法律:个人吸毒和拥有毒品(包括大麻、可卡因、海洛因和兴奋剂)不再视为刑事犯罪,吸毒者被抓,只要交齐罚款就可以走人。它是第一个官方废除毒品刑事罪的欧洲国家。根据Cato的研究报告表明,在2001—2006年,葡萄牙吸食非法毒品的初中生的比率从14.1%下滑到10.6%,高中生所占比率也在下滑。吸食海洛因的16—18岁的人数也从2.5%下降至1.8%。1999—2003年,吸毒人群中新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减少了17%。由吸毒引起的死亡人数减少了一半以上。此外,戒毒治疗人数从6040人上升到14877人。在毒品持有合法化后,国家在管理吸毒者的花费上也节约了不少资金。[26]

根据纽约毒品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伊森·纳德曼在《外交季刊》发表的代表性文章的表述,只有使毒品使用合法化,才能真正解决毒品以及由毒品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理由如下:

第一,他认为,禁毒导致了危害更大的后果——暴力和犯罪。由于毒品交易非法,毒品的唯一来源便是黑市交易,这导致了毒品价格的上升。昂贵的价格使吸毒者不得不靠抢劫、卖淫甚至谋财害命等各种犯罪活动来支撑吸毒行为。而贩毒的巨额利润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的人从事毒品买卖。当毒品交易过程中发生利益冲突时,由于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加以解决,便只有诉诸暴力。目前在美国监狱服刑的罪犯中,有近1/3的人是因涉及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而被投入监狱的。如果将毒品的生产、流通和使用纳入正常的管理渠道,那么,与毒品问题有关的犯罪和暴力将随之减少。如英国将海洛因的上瘾者视为病人而非罪犯,政府医院向其供应海洛因的同时严格控制剂量并进行心理治疗,结果海洛因的上瘾率和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活动得到明显控制。

第二,他认为,禁毒越严,毒品的品种就越多,毒性就越大。因为,当制毒和贩毒成为一种风险极大的行为时,制毒者必然会千方百计地生产出剂量更小、毒性更强的毒品品种,而贩毒者也必然会去选择那些体积小、纯度高、赚钱多的毒品贩卖。毒品合法化将阻止出现新的毒性更强、危害更大的毒品品种。

第三,他指出,禁毒还导致了财富的巨大浪费和政府的腐败现象。美国每年有数以百亿美元流入境外贩毒集团手中。美国政府每年还要拿出巨额专款来实施禁毒计划。进入21世纪以来,此项专款已接近280亿美元,比20世纪末增长了十几倍。这无疑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此外,由于毒品的生产和贩卖基本上被犯罪集团所控制,形成了一种庞大的“黑色经济”,美国毒品经济的产值目前已达4000亿美元/年。同时,制毒、贩毒的各个环节无不靠金钱开路,这必然会导致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滋生。如果使毒品合法化,不仅可以省掉政府的禁毒开支,消除禁毒带来的腐败现象,而且还可以对毒品的生产和流通实行依法管理,课征销售税,增加政府的收入。也可以把这些钱用于加强反毒教育和治疗吸毒病人的工作上,从而达到控制毒品的目的。[27]

尽管“毒品合法化”的观点颇得美国学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认同,但美国公众中赞同毒品合法化的人仍处于少数。实际上,这种观点也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首肯。在美国,“禁毒派”属于政府中的主流。根据白宫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发布的2010年《美国国家毒品管制战略》,美国政府当前没有任何毒品合法化的倾向,并且还在进一步加强对于打击毒品走私、遏制毒品滥用与支持国际禁毒合作的投入。[28]毒品合法化的主张虽然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逻辑自洽性,但在实践中并不被看好。原因如下:

第一,尽管毒品合法化之后种种利弊有所争议,但毒品“合法化”的结果将带来越来越多的毒品使用者和越来越多的瘾君子是不争的事实,这也被先行一步的葡萄牙所证实。毒品作为一种对人体有害的消费品,其对人体健康的损害远甚于香烟。即使是香烟,当今的潮流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求各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减少香烟的消费量,以保护人民健康。在这种大趋势下,放任毒品对于人民身体的危害显然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尽管毒品合法化后政府关于禁毒的开支会大幅下降,但公共卫生体系因为毒品泛滥而支出的费用会更多。

第二,在毒品严厉管制政策下,毒品的价格高昂,因此比较贫穷的瘾君子会为支付高昂的毒资而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很多支持毒品合法化的学者就从这一点上出发认为毒品合法化后,由于毒品价格的大幅下降会有利于瘾君子犯罪下降,使人民更有安全感。实际上这种观点经不起实践的推敲。诚然,对于社会中下层的吸毒者而言,毒资是一个大问题,但这对于处于社会中上层瘾君子来说并不是问题。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大量的吸毒人口本身就意味着,毒品价格并非高不可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收入的增加,大多数人都买得起毒品。只不过,由于毒品自身的属性使得吸毒者自身无法凭借自制力戒毒且必然要越用越多,最终导致其千金散尽也无法满足毒品的开支需求。这并不是毒品价格下降所能够解决的。除非毒品价格下降到十分廉价的地步,但到了这一步,毒品的对社会的危害更为致命。因为高昂的价格还能使得很多人对毒品望而却步,一旦毒品廉价化,制约毒品泛滥的只有个人的自制力。显然,毒品在摧毁个人自制力方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一些学者指出,毒品“合法化”带来的另一问题是将导致“毒品危害的重新分配”。以往一些生活较为贫困的人们会因为毒品“合法化”后,毒品价格的下降而可能涉猎毒品,而一些中产家庭则可能面临更大的整个家庭陷于毒品问题的风险,毕竟吸毒再也不会被逮捕入狱了。[29]

第三,当前所有的关于毒品合法化的优点的推论都建立在毒品价格会因为合法化而大幅下降的假设之下。这种假设没有考虑到,毒品合法化也必然导致毒品需求的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维持毒品价格大幅下降的假设,就必须实现毒品种植与生产大幅增长,那么大面积的耕地将被用于种植毒品。在人类土地资源高度紧张的当今世界,毒品合法化后实现毒品价格大幅下降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反之,如果政府对毒品种植与生产进行管制,毒品价格也不可能大幅下降。

总之,笔者认为,毒品合法化观点是不具有说服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没有认识到毒品自身的特性和市场经济的弊病。毒品合法化的观点假设每个公民能够凭借其理性与自制来决定其是否需要消费毒品或者其需要消费多少毒品。这完全是一厢情愿。毒品的属性决定了人一旦吸毒就不可能凭借自身的理性与自制戒除,除非外界强制干预。市场经济的属性决定了其尽管可以调节供需平衡,却不能保证其供需内容对于人类的真正价值。尽管在市场经济中,合法化的毒品实现了供需平衡,但这也是一种对于人类社会无效的经济。这种经济,占用了人类社会的大量资源,又不会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所不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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