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品成瘾者的结构变化及其影响

如同前述,在美国,19世纪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由使用麻醉品的时代。19世纪中期以后,虽然对于麻醉品的使用出现了内容与形式不一的地方限制措施,但就整个社会而言,有关使用成瘾性麻醉品的行为依然被视为一类如同酗酒般的社会道德问题。由于对麻醉品成瘾性特征缺乏科学的把握,加之联邦国家在麻醉品问题上的无奈与放任态度,致使19世纪末迎来了麻醉品泛滥的第一波高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动荡时代里,伴随着成瘾者人群的结构性变化,美国社会对于麻醉品成瘾的传统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疾病到犯罪的转变过程。

19世纪晚期之前的美国麻醉品成瘾者中,较之于康乐性的非病原性的成瘾人群,因病服药而导致成瘾的病原性成瘾者在整个成瘾人群中所占的比例要高出许多,而且,妇女及社会中上层阶级的成瘾者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史蒂文·康铎(Stephen R. Kandall)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末的美国,鸦片成瘾者的2/3或3/4是妇女。这一数据意味着,当时大约超过10万名妇女在不间断地使用鸦片、吗啡和海洛因。[30]虽然数据的准确与否在禁毒史学界还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早期病原性成瘾者主要由女性构成已是学界的基本共识。

1878年,密歇根州的调查显示,1 313名鸦片使用者中的803人是女性(61.2%)。[31]1880年,芝加哥市的类似研究报告则显示,235名常用者里的169人为女性(71.9%);[32]1885年,爱荷华州的调查则显示,占该州鸦片使用者人数的63%乃是女性。[33]而且,这些鸦片使用者的数字统计还不完全包括那些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女性。所以,上述芝加哥市报告特别注意到:如果将上述例外情况考虑其中,那么芝加哥鸦片使用者的男女合理比例将是“一比二”。[34]

女性过度使用鸦片而导致成瘾的主要医学原因始于抑止痛经、缓和更年期症状以及治疗其他一些常见妇科病。1914年,就在《哈里森法》颁布的同一年,田纳西州关于鸦片常用者的统计数字里,女性依然占2/3的比例,其中,这些女性的年龄多集中于25—55岁。[35]调查报告显示:“女性的鸦片使用问题,与在女性第一个20年的时期里所感受到的由少女蜕变为成年女性时期出现的生理特征而引发的身心压力,以及女性在进入更年期时身心变化所带来的压力密切相关。这似乎可以成为解释女性成瘾者大量存在的合理原因。”[36]此外,如同布莱彻所认为的那样,传统道德观念对于女性饮酒所持的否定态度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转而使用鸦片。于是,丈夫在沙龙喝酒与妻子在家中使用鸦片,成为了那个时代美国家庭生活中的一道奇异风景。[37]

早期麻醉品使用者人群的另一重要特征表现在年龄上。与上述同样的1880年芝加哥市的调查内容显示,在鸦片使用者中,男性的平均年龄是41.4岁,而女性则为39.4岁。至于爱荷华州的235个使用者,其平均年龄为46.5岁。[38]而1914年田纳西州调查得到的平均年龄则为50岁。[39]显而易见,在麻醉品成瘾者的年龄上,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与现代成瘾者中普遍年轻化的现象相比,以中年乃至中年以上者为主是当时麻醉品成瘾者中的突出现象。

另一值得关注的则是19世纪麻醉性成瘾者的社会经济状况。1885年,爱荷华州的调查显示,那些鸦片使用者们多为一些受过教育且有名望的社会中坚人士。[40]1889年,马萨诸塞州卫生局在其为612份案卷调查报告所设定的问题中,有446个药剂师与166个医生对于其中的一道问题——“贵社区里的鸦片使用者属于哪一阶层?”——的回答内容,具体显示了该州鸦片使用者的社会地位。

1889年马萨诸塞州鸦片使用者所属社会阶层[41]

1889年马萨诸塞州鸦片使用者所属社会阶层
1889年马萨诸塞州鸦片使用者所属社会阶层

很明显,无论是药剂师还是医生的回答,社会中上层人士的鸦片使用占据了多数比例。当时的《天主教世界》的一篇文章,对那个时代的鸦片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做了更为生动形象的总结:

食用鸦片并非喝酒似的容易令人兴奋。较之底层民众,它甚至被当作一种贵族的象征品而更为广泛地使用于富裕且有教养的阶层之中。但是,没有一个阶层可以避免它所带来的破坏作用。众多的富商、律师乃至医生都成为鸦片圣殿中的牺牲品。酒鬼们或许可以是衣衫褴褛之辈,而那些鸦片的附庸者们则往往是冠冕堂皇之流。[42]

到19世纪末期,确切地说,在1895年之后,成瘾性麻醉品的消费者结构较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43]这种变化所导致的结果是社会对于麻醉品成瘾者的认识以及对应处置方式的决定性改变。正是这种变化促进了一些地区出现了严厉的立法,从而进一步推动并促生了以法律惩戒为主要内容的美国毒品控制模式。

如上所述,在19世纪晚期到来之前,美国社会中的病原性成瘾者构成了社会成瘾人群的大部分。所谓病原性成瘾,指的是因病使用麻醉性药品而致成瘾的现象。最初,由于病情的需要或者医生对于麻醉品致瘾性现象的无知而开出了大量的麻醉性药品,而患者们则因长期使用这类药品而对该类麻醉品产生严重的依赖现象,故称病原性成瘾者。在这些病原性的成瘾者中,中上阶层的中年妇女构成了主干力量。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另类的成瘾人群,一些康乐性的非病原性成瘾现象也随处可见,虽然它在数量上还远远少于病原性的成瘾者。[44]当然,这种不同性质的成瘾性现象的比例并非永恒不变。伴随着美国城市化的进程,早期成瘾者人群在其病原性与非病原性人群之间所存在的结构比例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仅从1860年到191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就增加了7倍,而农村人口却仅增1倍。这种从农村向大城市快速的人口转移现象,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发生得尤其明显。以纽约市为例,从1880年的191万余人到1900年时就发展到334万余人,1920年则又增至562万余人,而到1930年,纽约市更是发展成为近700万人口的大城市。[45]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骤增现象也引发了诸多负面效果。伴随着年轻人及底层劳动者的犯罪、酗酒及吸毒等现象的不断攀升,主流社会已不再满足于仅仅对被视为道德堕落的行为及个人进行口诛笔伐了。他们需要联邦政府从法律上对这些行为予以限制,以避免因地方法律所存在的执法漏洞而发生法律空转的现象。

根据大卫·考特莱特的考察结果,从1895年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麻醉品成瘾者结构趋势基本上从以妇女为主的社会中上层阶级转化为以男性为代表的穷困潦倒且又入不敷出的低阶层城镇居民。其中,病原性成瘾者减少的原因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因素。其一,医学知识的普及。医学知识的发展与对麻醉品成瘾性认识的增加,尤其是1906年《纯食品与药品法》颁布实施后,由于法律要求专卖药品必须标注所使用的成瘾性麻醉品,因无知而导致的误用麻醉品以致成瘾的现象明显减少了。其二,老一辈医生逐渐退出舞台。病原性成瘾者的主要原因来自医生的处方以及对麻醉品认识的不足,世纪之交时期,那些对麻醉品成瘾认识不足的老一代医生因为高龄而逐渐退休或去世,由医生处方所导致的病原性成瘾者人数渐次减少已成必然趋势。其三,病原性成瘾者的减少。麻醉品知识的普及同样减少了因误食与无知而带来的成瘾现象。19世纪吸食成瘾的多数病原性成瘾者因为年龄原因导致的年老体衰以及去世,自然也带来了病原性成瘾者人群在整个成瘾人群中所占比例份额的减少。[46]

另一方面,相对于病原性成瘾者人数的减少,非病原性康乐性成瘾者的数量则不降反升。从1895年开始,尤其是在1915年之后,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成瘾性麻醉品的年轻使用者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贫民窟区域的年轻成瘾者比例呈现出不可阻挡的持续增长趋势。正如劳伦斯·科尔博(Lawrence Kolb)与安德鲁·杜梅之(Andrew DuMez)总结的那样:“青少年成瘾者人群的比例开始逐渐增加”,“显然,这不是由于这一类型人群在绝对数量上的增加,而是由于通常的病原性成瘾者类型的逐渐消失所致。”[47]这种现象可在当时许多人的表述中找到佐证。纽黑文市警察署署长菲利普·史密斯(Phillip T. Smith)注意到,病原性成瘾者与非病原性成瘾者在比例上的变化所带来的成瘾者在性别、社会阶层、年龄以及地域分布上的变化。他在1914年说道:“如同其他事物一样,麻醉品的使用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几年前,使用鸦片、可卡因与吗啡的习惯通常来自他们因病服用的处方药物,而如今,麻醉品却已经成为了妓女与皮条客们的一种恶习。”[48]这段话完全道出了成瘾者结构中所存在的底层化现象。当时的专业医生们也对这种成瘾人群结构的变化趋势持有同样的见解。费城的神经学医生弗朗西斯·德肯(Francis X. Dercum)就观察到,在《哈里森法》通过之前,成瘾者人群结构上的变化就已明显存在,而社会中上层的成瘾者数量则在明显减少。他认为,这一现象的存在源于医生们在处方中使用鸦片类药品,尤其是在吗啡注射上变得更为保守。[49]

20世纪初,康乐性成瘾者在一些大城市里的比例已经明显上升。1917年,布罗顿(W. A. Bloedorn)在其研究论文中就指出,生活在纽约市的康乐性非病原性成瘾者已在总的成瘾者中居于多数。[50]芝加哥市的情况也非常近似,而且康乐性成瘾者的大多数是城市里的穷困男性。1904年至1924年期间,曾在芝加哥工作的医生查尔斯·塞勒斯(Charles E. Sceleth)与希尼·库(Sidney Kuh)在回顾其当年工作内容时这样写道:“十几二十年前的许多成瘾者多数是因为患病等原因而染上吸毒习惯的。如今,这类因医生处方而导致成瘾的患者数量已经明确减少。”相反,现在的大部分病例则是一群为了“寻求一种全新感觉的康乐性使用者”。[51]很显然,这个时代的麻醉品成瘾者已经“不再集中于上层与中产阶级的白人妇女之间,而是开始频繁地出现于低阶层的城镇男性里,通常是黑社会的新手。到1914年为止,这样的趋势已不容置疑”。[52]

与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抽吸鸦片烟作为一种“威胁”美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华人恶习一样,在20世纪之初《哈里森法》通过之前的10年左右时间里,美国南方也形成了渲染黑人之与可卡因的可怕舆论。[53]在1903年6月21日的《纽约时报》上,一位来自佐治亚州的投稿者曾经详细叙述了可乐成瘾者如何进一步扩散到南部各州有色人种的恐怖现象,而亚特兰大则受影响最大。因此,人们希望通过制定法律,禁止买卖在亚特兰大制造的含有可卡因的可口可乐饮料。沃森认为,“可卡因成瘾者是导致南方各州有色人种犯下许多恐怖罪行的直接原因”。[54]而费城的《文学月刊》杂志干脆就赤裸裸地断定“袭击那些南方白人女性的大部分是黑人可卡因狂”。[55]为此,从1900年开始,伴随着这种对于黑人吸取可卡因的恐惧,在美国南方,以私刑、种族隔离和选举法等方式剥夺黑人的政治和社会权利活动也登峰造极。南方各州纷纷以可卡因导致成瘾的问题来解释黑人的犯罪率高居不下的现象。南方各州这一普遍地针对黑人之与可卡因的大众恐惧,最终被联邦毒品控制立法主张者所利用,并以此来消除南方所固有的害怕州权在联邦权力扩展时遭到削弱的担心。在新奥尔良的《化学师和药剂师》杂志登有的一篇文章中,其作者对于麻醉品恐惧问题与联邦立法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陈述。“罪恶的成瘾性麻醉品问题在有很多黑人居住的新奥尔良市显得十分突出,警察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检举——这种环境导致人们在过去的几年里开始要求通过联邦立法。”[56]

如同1875年旧金山禁止鸦片馆令所针对的对象那样,早期的禁毒法目标针对的只是那些带有康乐性目的的吸毒者而非病原性成瘾者。这种针对性的措施与其说出于对成瘾者的健康考虑,不如说是对这种破坏了所谓“正常”的社会生活方式的不道德的康乐性吸毒行为所进行的处罚。所以,理解这种成瘾性人群的结构性变化对相关法律的制定所带来的影响,无疑有助于理解在美国法律惩戒模式形成过程中各种内在因素的推动作用。事实上,19世纪末的美国地方立法业已在早于联邦立法之前,就已凸显出对待吸毒成瘾者的严厉趋势,尤其是针对那些非病原性的康乐性吸毒成瘾者。20世纪初,纽约州的许多法庭上充斥着违法者,其原因就与当时所通过的新可卡因法所采取的严厉措施有关。纽约州的《博衣蓝法》之所以允许将一些顽固不化的成瘾者送至流浪汉收容所,所秉承的也是同样的执法理念。显而易见,相对于病原性成瘾者,美国地方法律对于康乐性成瘾者,尤其是对那些出身低微的社会底层人群以及其他一些有色人种成瘾者,采取的是明显不同于前者的严厉措施。即使在《哈里森法》公布及实施阶段,这种状况也依然如故。可以说,当成瘾者人群的成分结构从以女性为代表的美国中上层人士为主转向以社会底层或被边缘化的年轻男性为主的现象发生时,尽管它在数量上依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对于美国法律惩戒模式内容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

总之,伴随着成瘾者人群结构比例从病原性向非病原性的不断偏移,同时也伴随着成瘾人群的年轻化、贫困化以及少数民族化等现象被有意无意的扩大宣传,主流社会对于麻醉品成瘾与对成瘾者的认识和印象也在不断地恶化中。从成瘾者的结构变化到印象的恶化,事实上也在考验着美国主流社会的耐心与宽容心。当这种宽容的耐心与严厉的担心所构成的平衡被内外条件打破时,美国社会迎来的自然是严苛对待麻醉品成瘾者的结局。因为,在那动荡的大国崛起阶段的世纪之交,无论是外交上的道义还是改革的呼声都需要对这种社会道德问题进行一次必要的清算。而伴随着曾几何时占有多数的中上层阶级妇女成瘾者的逐渐消失,在面对那些代之而起的低层次的康乐性成瘾人群之时,美国主流社会在以法律惩戒手法切除成瘾这一“社会癌症”(Social Cancers)之时,显然就少了许多宽容之心与后顾之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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