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之后,麻醉品成瘾究竟是否是疾病的争论之所以发展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以及以劳伦斯·科尔博为代表的“精神病学说”之所以成长为成瘾的权威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个时代盲目乐观的成瘾治疗实践的失败以及成瘾人群结构的急剧变化。

即使时至21世纪的今日,戒毒成功率的低下程度依然是一件令禁毒专家们头痛之事。在经历了20世纪初期“唐斯式”的戒毒特别疗法的“迷信”时代之后,成瘾治疗的乐观主义势头也逐渐走到了尽头。事实上,即使在相信治愈率高达90%甚至更高的1905—1915年的乐观主义成瘾治疗的高峰时期,已经不乏相当部分的客观论者对于被过高估计的成瘾治愈率发出的冷静之声。在经历了成瘾治疗之乐观主义时代的大量临床医学之后,人们逐渐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某种特定的‘治疗方法’与‘特殊疗法’能够使成瘾者得以奇迹般的断瘾”。[23]

对于治疗吸毒成瘾者的难处并不在于暂时的断瘾,治疗成瘾面临的最为困惑之处在于无法真正解决成瘾者的断瘾问题,也就是那些成瘾者在达到暂时断瘾水平并且以所谓的“治愈”名义出院后再次出现的毒品“复吸”问题。客观事实是,即使是在成瘾乐观医疗时代结束后所出现的对成瘾者进行强制隔离管理的“联邦麻醉品农场”时代,成瘾治疗的成功率依然没有明显的提高。一篇在1941年发表的文章就指出,在列克星敦医院治疗的30%成瘾者,即使是在脱离麻醉品影响3年之后依然再次走上吸毒成瘾之路。[24]1962年,曾经在列克星敦医院里接受过同样治疗的成瘾者中有90%之人,在其出院返回纽约后的6个月内又重新沾染上了麻醉品。[25]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些专业研究者的报告仍然显示着成瘾治疗的困难,他们慨叹道:“对于吸毒者而言,目前所能提供的成瘾治疗法的成功率是很低的。即使各种方法加在一起,其效果也是相当有限的。”[26]

20世纪早期,美国对待成瘾治疗的乐观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出现并保持了一段时间,其影响因素既有医学研究程度始终滞后于麻醉品成瘾的社会化程度,从而造就了一批忽视成瘾治疗痼疾难除之本性的盲目乐观主义者,此外,20世纪初方兴未艾的美国禁毒外交以及治理菲律宾殖民地鸦片问题的需要,引起了美国国内探索治疗麻醉品成瘾的时尚热潮。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早期禁毒运动的改革者们包括政治家、专业人士乃至公众对于禁毒的热情,使他们拥有着医学终会战胜疾病的自信,认为世上必定会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或者特殊的偏方可以解决这一棘手的社会问题。但是,他们显然忽略了早期成瘾治疗中出现的乐观派统计治愈率时的标准问题,忘记了至今为止还未曾发现任何一种真正有效的成瘾治疗的医学方法。事实上,当时得到专家简单鉴定的许多所谓治疗方法,后来都被证明只不过是一些愿望多于可行性,或者干脆就是出于经济投资目的而产生的伪劣疗法。这一过渡时期乐观治疗成瘾的历史缩影在一个人物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就是早期美国医学界的泰斗式人物,即著名的医生亚历山大·兰博特(Alexander Lambert)博士。

兰博特曾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私人医生及私交甚好的朋友,是当时官方承认的医学权威。在他的推荐下,查尔斯·唐斯的成瘾疗法曾一度成为美国官方推荐的治疗成瘾的特别方法而备受推崇。此后的许多年时间里,唐斯疗法更被冠以“唐斯-兰博特疗法”(The Towns-Lambert Method)而一度成为美国医疗界占主导地位的特殊成瘾治疗方式。在早期,兰博特对于该治疗方式充满信心且悉心推荐。1914年,他曾写道:“经过我对大约800名患者的治疗检验,这个方法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有80%的人保持了健康。”[27]但是,随着麻醉品成瘾特别疗法的所谓“高治愈率”不断受到质疑,兰博特博士对他所推荐的“唐斯疗法”甚至对当时所有成瘾者疗养院中进行的断瘾方式都开始失去信心。根据佩利尼的文章介绍,1920年时的兰博特博士曾经回忆说,早些年他对早在1909年就开始接受成瘾治疗的200例患者进行检查的结果发现,仅仅只有“4%—5%的人完全脱瘾”。[28]在20世纪20年代及其之后的时间里,兰博特对于成瘾的研究也转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心理因素决定成瘾的理论。事实上,佩利尼对毕肖普的抗体理论的否决以及对于成瘾并无人体器官依据的理论研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兰博特博士的支持后而提出的。所以,伴随着精神病学说的发展,到1939年去世时,兰博特博士在成瘾治疗问题的立场,已经完全从曾经的乐观疗法转向了成瘾精神病学说。

毫无疑问,20世纪早期的乐观治疗成瘾的实践是失败的。这一失败结果甚至导致针对当时社会上曾经盛行一时的任何一种成瘾治疗方式的否定,以至于当时无论是医学界还是美国社会上下,很难再次唤起曾几何时还存在的寻找成瘾治疗方法的欲望与激情。这一消极性结果不仅引起了成瘾治疗理论系统的巨大变化,更直接成为联邦法律惩戒模式积极介入成瘾医疗行业的一个重大借口,从而使美国医学界从曾经的自由行医解决成瘾问题的主导立场转而成为全面依附于联邦麻醉品法及其执法机构的附庸因素。

从前述美国最高法院有关“韦伯等人诉美国案”而形成的法律界共识可知,除非特殊的医学需要,未经许可使用麻醉品及其成瘾的任何行为均被视为非法行为。而就医学界的许多人而言,曾经被他们所信奉的成瘾乃是一种疾病,一种需要治疗也可以治疗的普通疾病之认识也已逐渐淡出视野,人们开始普遍怀疑麻醉品成瘾是一种缺乏“基础”的浮游于世的邪恶之物。1920年,由佩利尼撰写并以纽约州特别委员会名义提出的公共卫生报告书中有关成瘾乃是邪恶的精神疾病而非普通疾病的认识显然不是基于一时兴致而得出的,而是伴随着成瘾治疗乐观时代的渐行而去之后的必然结论,而成瘾者人群结构的前后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无疑也加强了美国社会尤其是主流社会舆论对于成瘾以及成瘾者的负面认识。[29]

如同第四章第三节就美国麻醉品成瘾者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反麻醉品法的成立所产生的影响所进行的讨论,麻醉品人群的结构性变化对于成瘾治疗认识的改变也同样有其特殊的作用。在20世纪之前,大部分的麻醉品成瘾现象源自医生的处方行为,即成瘾的被动性现象。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那时候,医生们可以自由地将鸦片与吗啡等麻醉品以处方的形式给病人,其中包括了许多妇女,加上美国麻醉品随手可得的状态,许多人因此成了“瘾君子”。不应忘记的是,在19世纪里就已存在的另外一种类型的成瘾者,即康乐性的麻醉品成瘾者。他们虽然尚未构成当时成瘾者人群的主体部分,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美国社会之中,而这些人则多由抽吸鸦片烟的华人以及白人中的黑社会成员组成。但是,随着医学研究的发展、医疗知识的普及以及卫生条件的改善,那种因医生无知导致的病原性成瘾现象较之从前有了明显的减少趋势。这种趋势所促生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成瘾人群结构展现了与前不同的特征:成瘾者不再集中于社会的中上层人群尤其是妇女之中,而是开始频繁地出现于底层的年轻城镇男性人群之中。而且,该类型成瘾案例已经脱离了前期的被动成瘾本质,基本上是一种属于医疗原因之外的主动性康乐性成瘾。这一成瘾人群结构的变化在人们对于成瘾者的称呼上也有所反映。当时的成瘾者被称为“Junkie”,原意为“拾废铁者”,可是却成为20世纪20年代早期对一些纽约成瘾者的称呼。他们依靠从工业废品中淘取铜、铅、锌、铁等废料以获取微弱的资金,并以此赚取购买麻醉品的费用。这一术语所表达的成瘾者人群结构的变化特征可谓形象之至。如同考特莱特所言:“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麻醉品成瘾者的聚居地就从办公室、客厅转移到了被遗弃的城市垃圾堆里。”[30]这种变化在一些大城市里尤其明显。在纽约市,康乐性成瘾者的比例稳步上升,早在1917年,他们就构成了明显的多数。[31]芝加哥市也演绎着同样的趋势。查尔斯·瑟勒斯(Charles E. Sceleth)与西德尼·库(Sidney Kuh)在回顾他们从1904—1924年在芝加哥市处理众多成瘾者病例时所得出的结论也与此相符,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一群“被快乐驱使的使用者。”[32]

这些被“快乐驱使的使用者”中的大多数是男性,而且多为在城市生活的穷人。虽然从总体上看他们依然还不构成成瘾人群的绝大多数,但是,该部分人群在成瘾者结构中比例的不断扩大,足以构成美国主流社会对麻醉品成瘾者的印象产生颠覆性变化的重大原因。虽然这些康乐性非病原性成瘾者在整个成瘾者队伍中的人口结构变化并不意味着该部分人群已然形成人数上的绝对多数,但却足以给人们以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业已成为成瘾者队伍中的主要人群。理由很简单:如果成瘾者人群属于美国上层阶级或中层阶级的病原性成瘾者,他们往往由一个固定的医生来供应其麻醉品以维持成瘾,故而有关他们的状况就极为保密,触犯法律而被捕的现象自然也就少了许多。至于那些社会底层的康乐性成瘾者,他们尽管没有刻意宣传其所面临的困境,然而,他们的身影却更有可能在监狱、公共治疗中心或者麻醉品诊所的成瘾者队伍中被发现。即使是查尔斯·特利也不得不承认,身为医生,当大量成瘾者在纽约市麻醉品成瘾诊所排队登记等待发放麻醉品的场面暴露于众多游客以及城市观光车面前时,他所感觉到的尴尬情绪。[33]对此,著名的什里夫波特市麻醉品诊所创始人威利斯·巴特勒(Willis Butler)就不无抱怨地写道,当时一般公众所知道的成瘾者,“只是贱民、街头成瘾者与流浪汉”的杂乱组合而已。[34]

事实上,早在乐观治疗成瘾时期的1915年之前,许多道德心较强的医生们就已对麻醉品成瘾治疗萌生拒绝之意。尽管在1919年之后,为防止“毒品医生”烂派麻醉品现象的发生,警察和麻醉品稽查人员曾对有关医生等专业人员使用过威胁、恐吓乃至逮捕的方式,但是,医学界这种现象的产生并不纯然由于联邦麻醉品法执法部门的威胁。在法律惩戒模式实施初期,相当部分的医生们对治疗成瘾者失去兴趣的更多原因则是他们因不具备治疗成瘾的知识而缺乏信心,同时也因为他们对成瘾者的鄙视态度。在社会舆论对成瘾者的负面形象逐渐加深的环境里,不难想象,当几个来自社会下层的成瘾者同时出现于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诊所时,这给诊所带来的将不仅仅是令人尴尬的负面影响,即使那些存在良久的正常医患关系,也会因成瘾患者的存在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医生们无法继续对这些大别于此前身份的成瘾者们实施治疗保持兴趣已是理所当然之事。毕肖普早在1913年就已指出治疗成瘾者时医患关系的微妙之处。他认为,医生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对成瘾者的成见。当医生对成瘾者持有一种“轻蔑、厌恶和不公正的见解”时,那么,“认为他们已经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以及“不值得提供任何的帮助”将是医生面对麻醉品成瘾者时必然采纳的态度。[35]

20世纪20至30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医生与政府公共卫生部门开始将麻醉品上瘾看作是精神病态或者性格变态的一种表现,而且以此为由,他们支持对成瘾者进行强制性的收容,并拒绝给成瘾者,尤其是非病原性的康乐性成瘾者提供维持成瘾的麻醉品。医生们还将成瘾者想象为性格缺陷之人,所以最好是由警察或者其他相关的执法部门加以管理。如前所述,专业人员的态度变化与其职业环境息息相关。在那个变化激烈的时代,医生职业决定了他们需要时常面对人数不断上升的低阶层成瘾者,因而无疑也成为当时成瘾者人群发生结构性转变的第一见证者。除了那些唯利是图的“毒品医生”之外,在麻醉品法业已实施且日益严厉的社会环境中,与早期宽容对待成瘾者时的医者态度截然不同的是,相当部分的医生对于那些低下阶层身份的成瘾者抱有的更多的是厌恶之感。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在此前不久的时代里,当成瘾者主要还是来自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时,医生与普通人的态度通常都会更加宽容、更为投入。

1978年,曾在当年开过麻醉品诊所并实施过成瘾维持治疗的威利斯·巴特勒(Willis P. Butlter)医生回忆道:当年的某一日,一位社会名流来到他的诊所,当着其面公开抨击当时诊所里的成瘾病人,说他们是一批“没有希望的、应该被扔到河里去的垃圾”。巴特勒听完之后,将来访者带到一旁,向此人吐露说,他自己(巴特勒)的75岁的患哮喘病的母亲,已经染上毒瘾20多年,至今还是他诊所的定期病人。这位名流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之后很快成了巴特勒麻醉品诊所的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36]

巴特勒讲述的这则故事,很形象地表达了美国人在成瘾者所属阶层问题上的敏感且又投机的心态。故事内容所表达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当一种疾病,尤其是一种带有严重社会问题的疾病出现时,与这一疾病密切相关的病患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舆论的态度与病患之间的关系。同样,病患身份的变迁也将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主流社会舆论对待该疾病的态度。对于这一西方社会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美国著名女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比喻性描述可谓妙趣横生:当肺结核折磨着如雪莱(Shelley)、济慈(Keats)和肖邦(Chopin)等伟大艺术家之时,肺结核在人们的笔下就会显得不一般的浪漫与时尚。但是,当肺结核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拥挤不堪的城镇贫民窟之时,它将再无任何浪漫色彩可言,它留给人们的印象将只剩下无尽的悲惨与无言的悲哀了。[37]

不难想象,如果在20世纪20与30年代毒品控制的严苛时期,成瘾者人数中很大部分仍然是由患病的中上层阶级的女性与大量瘸脚的战争老兵组成的话,那么,要完全否定麻醉品成瘾甚至辅之以刑事禁锢模式加以解决的话,恐怕将要面临更多的困难与阻力。20世纪初,当成瘾人口中更多的中产阶级与职业阶层人士逐渐戒掉吸取麻醉品乃至成瘾现象之后,那些日渐增多的底层阶级康乐性成瘾者的存在显然在不断考验着美国主流社会对于吸毒成瘾现象日渐减退的容忍程度。美国毒品控制之法律惩戒模式的产生及其日趋严厉的过程与美国历史上吸毒成瘾人群结构的变化轨道是平行且一致的。这一吸毒人群结构的变化同样也影响着美国医学界对待成瘾者的态度与进行成瘾治疗的看法。当成瘾者作为道德上的放荡者形象日益固定于人们记忆中的时候,医生们不愿意为成瘾者提供治疗也成为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因此,当麻醉品法逐渐深入人心,而麻醉品法执行者也开始加紧控制并禁止维持成瘾之时,美国医学界转而支持并配合联邦执法机构的行为已有水到渠成之势。

系统的医学参考与学习网站:天山医学院, 引用注明出处:https://www.tsu.tw/edu/130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