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人性的贩毒者

1937年深秋,经过柴沟堡、天镇、阳高几次大屠杀之后,日军侵入大同。到了年底,整个大同地区沦陷。日军在大同的“王道乐土”统治,第一件事情就是使毒品生产、贩运和消费合法化。罂粟种植在这里不仅受到鼓励,而且还得到保护。在这里,差不多所有能够灌溉的良田都种上了罂粟。1938年夏天,人们只要走出大同城区,就能看到遍地盛开的罂粟花。大同地区共有583个自然村,至少有100个村子的农民成为鸦片的生产者。由于大多数水浇地种植了罂粟,农业经济畸形发展,粮食生产自然大量减产。根据日伪蒙疆政权下达的指令,大同的罂粟种植面积在1939年应当达到10000亩。

在大同,日伪政权设立了清查署,负责鸦片的征收。每到罂粟播种季节,日本的指导官、伪清查署和县公署都把罂粟的种植看成当地的头等大事。县烟政股负责到各区公所和自然村布置任务,登记造册,丈量种植面积。种植罂粟的农民为了将来多留下一些鸦片,通常采用贿赂的方法,希望丈量面积时少写一些。躲在机关的日本指导官也深明此种奥秘,把派某人下乡丈量土地看成是他们给予的恩惠。

马王庙街是大同“土药组合”的总据点,因此当时被称为“烟土大街”。该“土药组合”以李达宵为经理,以王坦、许荣益为副经理,实际权力则掌握在日本顾问羽田皮泽手中。此外,还配备有主任官、鉴定官和会计官等等,总人数一度达到六七百人。在李怀角巷设有“鸦片销售总公司”,30余人,专门负责鸦片的销售与运输。

除了公开销售鸦片外,日军在大同地区还公开鼓励各种烈性毒品的销售。跟随日本军旗活动的朝鲜人深入城乡各个角落兜售毒品。对于这些为虎作伥的朝鲜人,日本宪兵队和领事馆为了掩人耳目,有时故作姿态,进行一番搜查,但拘留之人很快就被放出。朝鲜贩毒者一出来,就立即重操旧业,他们在蒙疆的贩毒活动显然得到了日军的庇护。由于受到暴利的驱使,有的贩毒者泯灭了人性。1943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在呼和浩特市,一位朝鲜女贩毒者拐骗了一个3岁左右的小孩,将这个小孩肚子刨开,把毒品装进去,然后缝好,再穿上衣服,化装成熟睡的样子,准备把毒品运到北平。小孩的母亲自从丢失小孩后,发疯似地在各处寻找。这位母亲在火车站看到一位日本装束的妇女背着一个小孩,很像自己丢失的孩子,不敢贸然上前辨认。于是,她也买了一张火车票,跟随“日本妇女”上了火车。一路上,这个小孩不吃不喝,一直熟睡,令人好生奇怪。火车快到张家口时,“日本妇女”把小孩放在座位上去了厕所,坐在对面丢失小孩的妇女开始小声呼喊儿子的名字,想让小孩醒来相认。不料,“日本妇女”已从厕所返回,一看有人正在试图把小孩弄醒,便着急起来,伸手打了这位中国妇女一巴掌,二人于是扭打起来抢夺孩子。但这个小孩任凭吵闹,始终没有醒来。车上的宪兵过来盘问,对于小孩的生死发生怀疑,于是脱掉衣服检查,看见小孩的肚子上有针线缝合的痕迹,确认是死婴后打开了肚子,发现里边装满了毒品“坯子”,立即拘捕了这位化装的朝鲜妇女,送交张家口日本宪兵队审问。这一事件的结果虽然没有公布,但在蒙疆地区传播得沸沸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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