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对恶液质的记载

“恶液质”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它可见于多种疾病,其中以肿瘤伴发症状最常见。西医学指人体显著消瘦、贫血、精神衰颓等全身功能衰竭的现象。属于祖国医学“虚劳”或“虚损”的范畴,多见于癌病、肺痨、肺萎、呕吐、噎膈、腹痛、泄泻、黄疸、积聚、鼓胀、关格、消渴等疾病后期。

祖国医学中现存最早对疾病的记载发现于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其中有个别关于疾病症状的描述,如下痢、失眠以及病软(身体软弱无力)等。这可能是与恶液质相关的最早的记载。西周时期的早期文化典籍《周礼》“医师”中载有肿疡、溃疡等疾病,是对体表肿瘤的描述。同一时期的《山海经》中载有胕(胕肿)(大腹)、腹痛、呕等症状。《左传》中记载有“病入膏肓”的典故,认为这种病“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素问•通评虚实论》将虚劳定义概括为“精气夺则虚”。而《素问•玉机真藏论》描述了五脏精气被夺所致的“五虚死”。《素问•三部九候论》提出“虚则补之”。《金匮要略》以脏腑辨证论述的内科杂病中首次记载了“虚痨”病证。分阳虚、阴虚、阴阳两虚三类,治疗重在温补脾肾,还提出干血治虚,宜化瘀生新的治法,对后世启发很大。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还记载了治疗虚痨和虚烦不眠的酸枣仁汤。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是一部系统疾病的病因病机和症状体征的理论性专著。对虚劳、温病、热病等疾病均有详细的记载,用五劳、六极、七伤概括虚劳的病因。五劳指心劳、肝劳、肺劳、脾劳、肾劳。其中载有虚劳75种,其他如消渴、黄疸、水肿等也设有专章论述。

金元以后,对虚劳的理论认识及临床治疗都有较大的发展。如李东垣长于用甘温补中法调理脾胃虚损。朱丹溪善用滋阴降火及泻火保阴之法,善从肝肾论治,重视调养精血。明•张景岳提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他还创制了左归丸、右归丸等方剂,对肾脏虚损的治疗有所创新。

明朝的龚居中在《红炉点雪》中认为,虚损痨瘵最主要的致病因素是痰火,病机为精气血液耗伤,阳盛阴亏,火炎痰聚。火为痰之本,痰为火之标,阴虚又为致火致痰之本。提出益水清金降火的治疗原则,尤重肺肾二脏。重点阐述了阴虚火动的虚损病证。胡慎柔撰《慎柔五书》,书中将虚劳分为虚损和痨瘵两类。他认为损病自上而下,痨病自下而上;损病传至脾与肾者不治,痨病传至脾与肺者不治,发展了对虚劳的证治。

明•汪绮石《理虚元鉴》为虚劳专书,书中提出治虚劳的“三本二统论”。“三本”指肺、脾、肾,治法为清肺、调脾、补肾。主张“先以清金为主,金气少肃,则以调脾为主,金土咸调,则以补肾善其终”。又将虚劳的阴虚、阳虚两类病证分别统之于肺、脾两脏,即所谓“治虚二统”。书中还对虚劳的病因、病机、证治、防护等均有论述,自成体系。创立了清金保肺治则,对后世治疗以痨瘵为主的虚损病证影响深远。

清•吴澄的《不居集》对虚劳的资料做了比较系统的汇集整理。

祖国医学历经原始医药经验积累到形成学术体系阶段,经实践验证逐步达到成熟与完善,形成一种独特的医学文化模式。恶液质属于祖国医学“虚劳”或“虚损”的范畴,多见于癌病、肺痨、黄疸、消渴等疾病的晚期。历代对虚劳的表现、病因、病机、证治和防护等均有记载,并成体系。恶液质主要是由于先天不足、过劳、饮食失宜、大病久病之后失于调理、失治误治等先天与后天的多种原因引起脏腑气血阴阳亏虚,日久不复而成。临床表现多以肝、心、脾、肺、肾五脏俱虚为主。病理性质多为气血阴阳的亏损,且因虚损的原因不同,首先以某一脏的气血阴阳的为主,由于五脏互根互用,气血同源,因此在病变中相互影响,气虚不能生血,血虚无以生气,气虚日久出现阳衰,血虚日久阴不足,阳损及阴,阴损及阳,以致病情进展,而成恶液质。其他病证中的虚证又以其主要症状及病程长短的不同而辨证论治。治疗上当遵循“虚则补之,损者益之”的理论,以补益脏腑阴阳气血为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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