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液质”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它可见于多种疾病，其中以肿瘤伴发症状最常见。西医学指人体显著消瘦、贫血、精神衰颓等全身功能衰竭的现象。属于祖国医学“虚劳”或“虚损”的范畴，多见于癌病、肺痨、肺萎、呕吐、噎膈、腹痛、泄泻、黄疸、积聚、鼓胀、关格、消渴等疾病后期。
祖国医学中现存最早对疾病的记载发现于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其中有个别关于疾病症状的描述，如下痢、失眠以及病软（身体软弱无力）等。这可能是与恶液质相关的最早的记载。西周时期的早期文化典籍《周礼》“医师”中载有肿疡、溃疡等疾病，是对体表肿瘤的描述。同一时期的《山海经》中载有胕（胕肿）
（大腹）、腹痛、呕等症状。《左传》中记载有“病入膏肓”的典故，认为这种病“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素问•通评虚实论》将虚劳定义概括为“精气夺则虚”。而《素问•玉机真藏论》描述了五脏精气被夺所致的“五虚死”。《素问•三部九候论》提出“虚则补之”。《金匮要略》以脏腑辨证论述的内科杂病中首次记载了“虚痨”病证。分阳虚、阴虚、阴阳两虚三类，治疗重在温补脾肾，还提出干血治虚，宜化瘀生新的治法，对后世启发很大。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还记载了治疗虚痨和虚烦不眠的酸枣仁汤。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是一部系统疾病的病因病机和症状体征的理论性专著。对虚劳、温病、热病等疾病均有详细的记载，用五劳、六极、七伤概括虚劳的病因。五劳指心劳、肝劳、肺劳、脾劳、肾劳。其中载有虚劳75种，其他如消渴、黄疸、水肿等也设有专章论述。
金元以后，对虚劳的理论认识及临床治疗都有较大的发展。如李东垣长于用甘温补中法调理脾胃虚损。朱丹溪善用滋阴降火及泻火保阴之法，善从肝肾论治，重视调养精血。明•张景岳提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他还创制了左归丸、右归丸等方剂，对肾脏虚损的治疗有所创新。
明朝的龚居中在《红炉点雪》中认为，虚损痨瘵最主要的致病因素是痰火，病机为精气血液耗伤，阳盛阴亏，火炎痰聚。火为痰之本，痰为火之标，阴虚又为致火致痰之本。提出益水清金降火的治疗原则，尤重肺肾二脏。重点阐述了阴虚火动的虚损病证。胡慎柔撰《慎柔五书》，书中将虚劳分为虚损和痨瘵两类。他认为损病自上而下，痨病自下而上；损病传至脾与肾者不治，痨病传至脾与肺者不治，发展了对虚劳的证治。
明•汪绮石《理虚元鉴》为虚劳专书，书中提出治虚劳的“三本二统论”。“三本”指肺、脾、肾，治法为清肺、调脾、补肾。主张“先以清金为主，金气少肃，则以调脾为主，金土咸调，则以补肾善其终”。又将虚劳的阴虚、阳虚两类病证分别统之于肺、脾两脏，即所谓“治虚二统”。书中还对虚劳的病因、病机、证治、防护等均有论述，自成体系。创立了清金保肺治则，对后世治疗以痨瘵为主的虚损病证影响深远。
清•吴澄的《不居集》对虚劳的资料做了比较系统的汇集整理。
祖国医学历经原始医药经验积累到形成学术体系阶段，经实践验证逐步达到成熟与完善，形成一种独特的医学文化模式。恶液质属于祖国医学“虚劳”或“虚损”的范畴，多见于癌病、肺痨、黄疸、消渴等疾病的晚期。历代对虚劳的表现、病因、病机、证治和防护等均有记载，并成体系。恶液质主要是由于先天不足、过劳、饮食失宜、大病久病之后失于调理、失治误治等先天与后天的多种原因引起脏腑气血阴阳亏虚，日久不复而成。临床表现多以肝、心、脾、肺、肾五脏俱虚为主。病理性质多为气血阴阳的亏损，且因虚损的原因不同，首先以某一脏的气血阴阳的为主，由于五脏互根互用，气血同源，因此在病变中相互影响，气虚不能生血，血虚无以生气，气虚日久出现阳衰，血虚日久阴不足，阳损及阴，阴损及阳，以致病情进展，而成恶液质。其他病证中的虚证又以其主要症状及病程长短的不同而辨证论治。治疗上当遵循“虚则补之，损者益之”的理论，以补益脏腑阴阳气血为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