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了解到，抑制雄激素活性，或去势，或抑制雄激素合成，能抑制或减少前列腺癌的扩散。事实上，雄激素及其受体在前列腺癌和正常细胞上起相反的作用。在正常细胞中，雄激素影响分化，在转化的细胞中，雄激素及其受体促进增殖。
雄激素在前列腺的发育和前列腺癌的进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在动物实验中，雄激素和双氢睾酮能够诱发前列腺癌。然而，流行病学研究并未肯定雄激素浓度在前列腺癌患者与对照人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雄激素的致病作用是在肿瘤形成前数十年间所产生的，同时目前的研究忽略了复杂的激素网络的相互作用。
胰岛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也是前列腺癌发病的相关因素。国内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按胰岛素浓度均分为四组，浓度最高组的人群患前列腺癌的危险为最低组的2.6倍。IGF-1是一种多肽生长因子，参与调节肿瘤细胞的增殖、分化和凋亡。前瞻性研究显示，与IGF-1浓度最低的人群相比，最高组患前列腺癌的相对危险是其4.3倍。
近年来，前列腺癌和慢性炎症的相关性成为关注热点。有性传播疾病或前列腺炎病史的男性前列腺癌的发病危险增高。此外，遗传流行病学提示的前列腺癌高危基因是炎症反应的调控基因。当然，与许多未提及的危险因素一样，炎症的致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验证。
由于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筛查的广泛使用以及公众对前列腺癌认知度提高，美国75%的前列腺癌患者仅有PSA的异常，91%的患者病变局限。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前列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在90%以上。而国内大部分患者是以尿路症状或骨痛而就诊，一项多中心研究显示，仅6.2%的患者是由于PSA升高而被发现，其就诊患者的PSA中位数为46.1 ng/ml。
家族史是前列腺癌的高危因素之一，一级亲属患有前列腺癌的男性的发病危险是普通人的2倍，而且当患病亲属个数增加或亲属患病年龄降低时，其发病危险随之增加。值得注意的是，遗传因素的作用在年轻患者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台湾地区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6%的前列腺癌患者有阳性家族史，而发病年龄小于70岁的患者中9.1%有阳性家族史。
前列腺癌家族聚集性的原因包括：基因易感性、暴露于共同的环境因素或仅由发病率高偶然引起。遗传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单卵双生子的前列腺癌同病率明显高于双卵双生子，提示遗传因素在发病中占有重要地位。1996年对前列腺癌高危家族的基因组研究首次将前列腺癌可疑位点定位于1号染色长臂（HPC1），称为HPC1基因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位于HPC1基因座的RNASEL基因在部分连锁家族中出现种系突变，导致其基因产物（核糖核酸分解酶）的表达异常，使其前列腺细胞凋亡失控。然而RNASEL基因的突变仅占遗传性前列腺癌的一小部分，前列腺癌发生过程中复杂的基因作用机制仍不清楚。
主要基因的多态性是导致前列腺癌基因易感性的另一个原因，研究较多的有雄激素受体（AR）、细胞色素P450（CYP）、维生素D受体（VDR）和2型5α-还原酶（SRD5A2）的编码基因。以雄激素受体基因为例，其第1个外显子包含编码转录激活域的两个多态性三核苷酸重复序列（CAG、GGC）。较短的CAG重复长度会导致AR的转录活性升高，增加前列腺癌的患病危险。国内的研究发现：中国男性的CAG重复序列长度大于西方人群；相对于CAG重复长度大于中位值的男性，重复较少者患前列腺癌的危险增加了65%。
在第五章节已讨论过，雄激素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在诱导正常前列腺上皮细胞中产生不同的相关蛋白质如PSA，在AR没有激活时，它和前列腺细胞质中的热休克蛋白结合在一起，与AR结合在一起的雄激素睾酮或者是双氢睾酮（DHT）可以和热休克蛋白解离，雄激素结合受体接着易位到细胞核中，与雄激素应答物（ARE）聚合，因而激活雄激素依赖蛋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