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家庭

性别角色意识影响着家庭中两性的分工。2008年完成的一项对上海和兰州2200个家庭的问卷调查测量了家庭性别角色意识的变量,主要是对男外女内传统角色分工的态度,即是否赞成“男人挣钱养家、女人照料家庭对每个人都是很好的安排”的性别分工;同时,考虑到国内大多数夫妻为双职工,还增加了“即使妻子有工作,主要的养家/经济责任仍应由丈夫承担,主要的家庭照料责任应由妻子承担”的态度测量(1~5分别表示从“非常不赞同”到“非常赞同”),数值越大表示性别角色意识越传统、刻板。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在对“男人挣钱养家、女人照料家庭对每个人都是很好的安排”作判断时,持否定态度的占35%,持肯定态度的占50%,持基本肯定态度的多于持否定态度者,其中女性不赞成传统角色分工的更多些。同时,地区差异相当大,上海女性只有38%持肯定态度,兰州女性则为59%;上海男性占44%,兰州男性达63%。此外,城乡差异更为显著,同样是男性,兰州郊县持肯定态度的高达78%,市区为55%;上海郊县为49%,市区仅占41%。

①Huston,A.C.(1983).Sex-typing.In Hetherington,E.M. (Ed.),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Socialization,personality,and social development.New York:Wiley,388-467.

②罗伟.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研究模型及方法综述.社会心理科学,2008,23(6):527-532.

将使用相同题项的第一、二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的上海数据拿来做年代比较,结果发现1990年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两性受访者对“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持传统态度的比例均低于2000年,这集中体现在“非常同意”的比例显著上升,尤其在农村。

这个年代变迁的研究结果是出乎预料的,因为国际社会的众多研究均显示,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以及女性教育程度和就业率的提升,传统的性别角色观相应弱化。比如,日本1979年 20~59岁的男女赞成和比较赞成“丈夫应在外工作,妻子应照顾家庭”的分别为75.6%和70.1%,1992年减少到65.7% 和55.6%,2004年下降至49.7%和41.2%。尽管男性持肯定态度的始终多于女性,但大约每10年约下降10个百分点。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变迁趋势。

①徐佩莉主编.面向21世纪的上海妇女发展.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

②章黎明主编.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4.

国际比较研究的统计结果表明,欧美国家对“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持否定态度的明显多于亚洲国家,尤其在被誉为性别平等典范的瑞典,认同传统性别分工刻板模式的只占6%。而日本、菲律宾的性别角色态度相对较保守,至今仍肯定或基本肯定“男外女内”传统规范的在40%~50%之间,与上海的数据没多大差别。不过,日本、菲律宾的性别角色态度同样顺应时代的变迁日渐从传统趋向现代、平等认同,而中国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上海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

究其原因,这或许是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型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起,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流动变得频繁,就业竞争日渐加剧,职业不稳定已成为常态。尤其是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加上经济结构的调整又使众多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冗员下岗、待业或提前退休,致使城市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突出。因就职岗位僧多粥少引起的残酷竞争,使在职者的超时工作也成为常态、工作压力明显加大。据国家统计局劳动力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显示,从2003—2006年,城镇16~59岁各年龄段男女的周平均工作时间均超过40小时,最高达52小时,其中45岁以下男女的人均工作时间高于全体被访的平均值,表明中青年超时工作的更多,工作压力更大;2006年城镇男女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分别为48.3和45.9小时,其中周工作时间在48小时以上的男女分别高达42.2% 和36.3%,反映了在竞争激烈、节奏加快的风险社会,工作压力较大并非是个别现象。另一项对上海875个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也发现:35%的家庭把工作紧张、竞争压力大作为家庭的主要压力源,其中年轻人、高学历者首肯工作紧张、竞争压力大的概率更高些。由于男性通常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和职业阶层,在社会角色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加上社会对男性的事业成功和养家责任寄予更高的期待,在双重冲突难以解决的情况下,让妻子回家当“全职太太”通常会被一般人所接受,但假如让丈夫退职当“家庭主夫”或许会被奚落为“妻管严”甚至“吃软饭”。有研究显示,丈夫承担的家务在夫妻总量中的比重较高,他们的婚姻幸福感会下降;妻子超时工作(周工作时间在46小时以上)以及经常有倒班、夜间开会或出差等不规律工作状态,则会降低婚姻互动的水平,并增加妻子的离婚意向。一些家庭会在夫妻双方工作压力过大或女性的双重角色难以平衡时,采取让妻子调换工作岗位、减少工时甚至辞职等应对策略。此外,一些企业疏于对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期的特殊保护,或者仅使用30岁以下“黄金青春期”的女性劳动力,公办和企业办的幼托机构锐减,而民办幼儿园又收费过高,也使不少女性在婚育期无奈退回家庭专事育儿,待孩子稍大些再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重蹈M型就业周期的覆辙。一些青年女性由于不被劳动力市场所青睐,于是转向依附有车、有房和高薪的成功男士或以当“全职太太”为追求目标。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的计算结果显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认同率高达34%,女性的认同率(37%)甚至高于男性(30%)。这些都程度不同地成为男外女内的性别角色意识回潮的推力。

从个体因素来看,四个方面的因素有较大的影响。首先,教育程度对性别角色态度有正面影响。其次,从家庭结构和生命周期看,假如家庭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更多地求助或得到女系亲属的支持,那么,女性在自己家庭地位提升的同时,也少了些性别角色态度的陈规定型。再次,从社会角色地位看,年收入越高以及越认同自己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男性,有更大的概率维护男外女内的因袭角色分工模式。最后,文化规范对家庭两性角色分工的态度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尤其是持“男优女劣”论(即否认女性市场工作能力和效率)者更易将男外女内的角色分工定型化、合理化,而善意的对两性互补和相互依赖角色的认同,也将强化传统的性别角色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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