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男性骨质疏松（aging male osteoporosis，MOP）主要见于65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增龄和钙调节激素异常是引致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的重要原因之一。原发性（特发性）男性骨质疏松症（male primary osteoporosis）是指病因不明的男性骨质疏松症。男性继发性骨质疏松症（male secondary osteoporosis）的病因与原发疾病和女性基本相同，主要的原发疾病和临床情况是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性腺功能减退、慢性酒精中毒、长期吸烟、慢性胃肠疾病、肾石病、甲亢、制动和肝肾疾病等。
尽管近年来MOP的研究有显著进展，但其发病机制和治疗仍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一是FRAX评分采用股骨颈BMD和女性T值参考标准，但应用于男性仍有争议；二是调查MOP的真实发病率和性激素和非性激素因素对骨丢失的作用机制，特别是年轻人群骨小梁丢失的机制；三是临床应用质谱法测定血清雌二醇和睾酮；四是研究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和选择性雄激素受体调节剂的临床应用、骨骼和非骨骼效应，以及总睾酮和游离睾酮降低男性使用睾酮的益处与副作用。
男性骨质疏松发病率与年龄相关
男性低骨量/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低于女性而骨折率和致残率高于女性。MOP的发病率低于女性，但并非少见，50岁以上男性约有20%存在髋部、腰椎或者腕部骨质疏松，大约30%的髋骨骨折发生在男性，已成为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Johnell和Kanis对全球骨质疏松性骨折进行了总结。全球每年有9百万例骨质疏松患者发生骨折，其中39%为男性。男性骨折的30%为髋骨骨折，20%为前臂骨折，42%为脊椎骨折，25%为肱骨骨折。与女性相似，曾发生过轻微外伤性骨折的男性再骨折率显著增加。Dubbo骨质疏松流行病研究对60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社区居民进行了为期16年的追踪调查，发现曾发生任何部位轻微外伤性骨折（自站立高度或低于站立高度的位置跌倒）的患者，再次骨折的相对危险性为3.47（95%可信区间2.68～4.48）。Dubbo研究组还发现，所有的轻微创伤性骨折与5～10年的死亡风险增加相关。
Riggs等通过横断面研究发现，随着增龄，脊椎体积骨密度（vBMD）显著下降，与股骨颈、桡骨远端、股骨远端的小梁骨变化模式类似，不论是男性或女性，这些部位的体积骨密度（vBMD）自30岁以后逐渐下降。而桡骨远端、股骨远端和股骨颈的皮质骨vBMD在中年期以前无明显变化，中年后显著下降，脊椎、桡骨远端和股骨远端的小梁骨骨丢失显著增加，随着继续增龄，皮质骨出现骨丢失。
轻微或严重外伤性骨折与BMD相关。在Mackey等的研究中，髋部总体BMD每降低1SD，男性严重外伤性骨折的多变量相对风险为1.54（95%可信区间，1.20～1.96），轻微外伤性骨折的多变量相对风险为1.69（95%可信区间1.49～1.91）。因此，从临床角度看，严重创伤性骨折患者也应考虑伴有脆性骨折可能。
雌激素缺乏与男性骨密度和骨丢失相关
Orwoll等在骨质疏松性骨折研究（Osteoporotic Fractures in Men Study，MrOS）中发现，≥65岁男性的雌二醇、睾酮及游离雌二醇和睾酮随增龄而降低。Amin等根据血清雌二醇和睾酮水平将研究对象分为雌二醇降低（2.0～18.1pg/ml）、中等（18.2～34.2pg/ml）和升高（≥34.3pg/ml）3组，其髋骨骨折发生率（每1000人年）分别为11.0、3.4和3.9。校正年龄、BMI、身高和吸烟后，雌二醇降低和雌二醇中等组的校正危险率分别为3.1（95%可信区间1.4～6.9）和0.9（95%可信区间0.4～2.0），并发现男性骨折的血清雌二醇阈值为18pg/ml，低于此阈值则骨折风险率明显增加。
用多元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游离雌二醇和性激素结合蛋白与骨折风险独立相关，而游离睾酮与骨折风险无相关。游离雌二醇与临床脊椎骨折［BMD每降低1SD，骨折风险率增加1.57（95%可信区间1.36～1.80）］、非脊椎骨折（BMD每降低1SD，风险率增加1.42；95%可信区间1.23～1.65）和髋骨骨折（BMD每降低1SD，风险率增加1.44；95%可信区间1.18～1.76）呈负相关，并且证实雌激素水平对骨折风险有阈值效应，每年的骨折发生率与血清雌二醇水平（低于16pg/ ml）呈负相关。LeBlanc等发现，游离雌二醇最低4分位数或最高性激素结合蛋白组的非脊椎骨折风险率最大，而校正游离雌二醇后，游离睾酮最低组的骨折风险并未增加。低游离睾酮/高性激素结合蛋白组的骨折风险增加，而低游离雌二醇/低游离睾酮和性激素结合蛋白组的骨折风险最高。因此，老年男性雌二醇水平是影响骨折风险的关键因素，并且存在骨折风险显著增加的雌二醇阈值。
雌激素对男性的骨保护作用表现在：①低浓度的血清E2时，皮质骨体积BMD（vBMD）与血E2呈正相关，高浓度时两者无相关，此拐点为E2的作用阈值，低于该值导致骨丢失；②小梁骨的vBMD与低浓度和高难度E2均呈正相关，说明小梁骨缺乏E2作用阈值现象。
雄激素不足引起BMD降低
雄激素不足
男性血清雄激素水平是骨折风险的重要预测因子，男性性腺功能减退的病因见下表。
男性性腺功能减退的病因
骨质疏松性骨折阈值（osteoporotic fracture threshold）是预测骨折的重要指标。Meier等对609例＞60岁的男性进行研究后发现，虽然血清雄激素与腰椎或股骨颈BMD无相关，但低雄激素血症较雌激素对轻微外伤性骨折是更为有力的预测指标，雄激素降低的老年男性可能通过骨骼肌强度和（或）跌倒等非骨骼因素而使骨折风险增高，睾酮可能通过非骨骼因素（如肌肉量、平衡能力和跌倒风险）而影响骨折风险。该项研究的意义在于：①骨质疏松男性测量血清性激素（特别是雌二醇）有重要意义。②男性使用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防止骨丢失的理念得以证实。③对男性使用非芳香化雄激素受体调节剂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因为通过雌激素影响骨骼，选择性雄激素受体调节剂可能仅通过增强肌肉力量、降低跌倒风险等非骨骼作用而发挥抗骨折效应。
男性更年期（male andropause）发生的年龄差异很大，有的早在50岁左右即已发生，有的可晚至60岁以后。男性更年期的原因是原发性睾丸功能减退，雄激素的合成和分泌减少，但由于男性血清性激素结合球蛋白（SHBG）水平随增龄而升高，故测定血清总睾酮水平不一定能反映游离睾酮水平。由于更年期男性的下丘脑-垂体也出现相应变化，所以往往同时伴有FSH和LH升高，GH和IGF-1下降。一些人还伴有褪黑素（melatonin）和TSH下降，而皮质醇相对升高。此外，一些老年男性由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而长期接受抗雄激素制剂治疗，更加加重和加速了骨质疏松的发生与发展。
老年男性血睾酮下降不但影响骨代谢，还可通过肌力下降而间接减少其对骨的机械负荷作用，一些MOP者与过早出现男性更年期综合征有关。在抗雄激素治疗的开始数年内，BMD下降速度为3%～5%/年，明显高于老年所致的BMD下降速度，骨折风险急剧增加。同样，男性因前列腺癌接受GnRH治疗和睾丸切除后，也极易发生骨质疏松。Meta分析表明，糖皮质激素应用的累积剂量与BMD降低、每日剂量与骨折风险的关系最密切，一般在应用3～6个月后，MOP性骨折的风险即开始明显增加。
睾酮降低使脂肪组织增加，而脂肪组织的高水平芳香化酶活性将睾酮转换为雌二醇，睾酮浓度进一步下降；雌二醇还负反馈抑制下丘脑-垂体-性腺轴，降低睾丸Leydig细胞的睾酮合成与分娩。另一方面，脂肪组织增多通过脂肪因子增加胰岛素抵抗，抑制LH释放和Leydig细胞功能。因而，肥胖和胰岛素抵抗是性腺功能减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BMD降低
骨折阈值与BMD的关系密切。其原因是：①不论男女，BMD下降越多，骨折风险越高，BMD和骨折危险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②在同一BMD和同一外力作用下，男女的脊椎和四肢骨骨折风险相似。③BMD下降伴骨脆性明显升高。④男女性骨折风险的其他主要影响因素（如老龄、缺乏体力活动、制动、糖皮质激素使用、性腺功能减退、高钙尿症等）相同，因而MOP和骨折阈值的判断标准可借用女性标准，同时在实践中验证其可行性，进一步探讨男性人群的骨折阈值标准。
